也许是因为没有受过网络时代博客文化的熏陶，70年代出生的人通常都有一种叫做“铅字崇拜”的情结。我也一样。以往每每看到别人的大作付梓问世，便心生艳羡，而自己却万万不敢有把作品变成铅字的奢望。而今天真的有机会面对自己的集子时，却满怀惴惴，生怕已经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再徒增一份不痛不痒的文字负担。

　　这本集子主要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口述文章，也有两篇报道和一篇访谈，但都无关乎当下的新闻场景，而是看似寂寞的“往事”。

　　犹记三年前初冬的一个傍晚，接到主编朱伟的电话，要我在2006年第一期开一个“口述”栏目。于是像以往接到的任何一个工作任务那样，短短几天内，锁定人物，采访、写作、交稿，然后完成在新年第一期“开栏大吉”的使命。创立这一栏目的初衷，或许主编现在的记忆已有些模糊，而我也很难有机会将这一段探寻清楚。毕竟周刊的工作总是高速向前推进，解决未来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总是比停下来探讨一个既定事实，更实际些。

　　不过回头看去，“口述”并非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产品”。在三联社会部作记者，我总戏称自己是“女民工”，本来也主要是来回穿梭于急三火四的新闻现场，但或许因为其间参与过一些重要的人物报道，主编后来不止一次地与我讨论，希望我将未来的工作更多地倾向于报道人物。那时我的设想是，在关注那些处于时代前端的最“热”的人物同时，不妨也将视野扩大到那些穿越历史尘烟而来、已经不在舞台中央的“冷”的人物，他们可能有别样的沧桑和味道。但在主编对目标读者的疑问中，这个动议搁置了下来。2005周刊的抗战系列报道，让我大大过了一回重访“遗老遗少”和在旧纸堆中重述故事的瘾，这或许也让主编开始重新审视老故事的力量。及至年底刚交上唐德刚的访谈文章不久，便有了主编开设栏目的指示，这大约便是“口述”栏目的前传吧！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后的三年，它们构成了我工作的大部分。

　　起初，只是凭着自己的趣味找受访者，按照作记者时的训练，先是搜罗一大堆压得透不过气的资料，接下来便是埋头阅读、圈画、笔记、准备提纲。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与采访对象见面，都有如迎接一场大考，战战兢兢，恨不能穷尽所有的资料，又生怕漏掉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采访归来，尚未从听到的一脑袋趣闻轶事的兴奋中缓过来，又马上陷入对那一堆零乱琐碎的采访素材重组的无措与焦虑中。每次把那些材料细细地穿起来，完成一篇文章后，都感觉几乎耗尽心力。幸运的是，这样一种清冷味道的人物文章，终被接纳并保留了下来。

　　于是，便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了下去。

　　于是，感觉像是突然从一个喧闹的新闻现场抽离出来，置身于一个幽暗僻静的历史深处。

　　在很多人眼里，“历史”是一个冰冷而生硬的概念或符号，而在那些受访者身上，历史正是他们曾经经历的生活，是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我总是希望，每一位受访者能将那些概念或符号打破，用他们自己鲜活的回忆去展现历史的温度，展现历史在每一位亲历者身上走过的痕迹，为我们望之生畏的历史作另一种解读。

　　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位受访者都能理解并适应这种表达方式，尤其对于那些习惯于那个年代特定表达方式的老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参透了人生、试图将所有生命的细节凝结为一种价值概括的老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几乎在每个受访者身上都要重新演练一次。在作这一系列文章的三年时间里，与各种各样的受访者相遇——善谈者、讷言者；豪爽者、谨慎者，他们各不相同，大异其趣。印象最深的是采访了6次的杨宪益，一个超然洒脱的可爱的老人，却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无论问他什么问题，是留学牛津的轻狂岁月，还是后来身陷囹圄的坎坷，老人家都轻轻一句“那也没什么”，并不管他的人生在我看来如何不同寻常。以至于后来只好每一次都将问题设置得极为具体而细致，将采访提纲写了满满了几页后才能“鼓足勇气”去敲在后海边上的那座大门。

　　不难理解的是，在每一次的故事中，我都扮演着朋友般的倾听者与记者的双重身份。于倾听者，我时常沉浸于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同喜同悲，甚至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人和事；而于记者身份，我又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跳”出来，警惕他们过于自我的视角，这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和折磨——有时，明知受访者的背后还有更耸动或吸引眼球的故事，可是追问下去，就意味着要受访者重新打开那道伤口，于是经常是自我争斗一番后最终不忍心地放弃了追问；也有时，我告诫自己从另外一方甚至是对立一方的立场来审视他们的言说，无论他们如何沉醉，也须冷眼相看。

　　这其中的很多人和事，于少年时的我是一种传奇，而今却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但把这些往事重新演绎出来，却比我的想像困难得多。与以往所做的社会新闻报道相比，“口述”的难度或许并不在于突破一个个受访者，它的最大挑战在于，将这些人物置于何种视角、做怎样的新的解读。几乎每一个受访者背后都是一段大历史，而那些枝枝蔓蔓的历史，无论从哪个方向探寻下去，都深不可测、百转千回。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故事当中，撷取哪些、展现哪些，总需要某种态度、某种关怀。

　　几乎所有的讲述者都怀着自己的关切，他们通过回忆重构自己历史。但不可避免地，我也将重构他们已经重构了的历史。有些细节在别人甚至讲述者自己眼里也显得平淡无奇或是过眼烟云，而在我眼里，它们却迸发出异样的色彩。重新发现这些细节并让它们大放异彩，正是“口述”的意义所在。文字背后，偶尔也会有颇费脑筋的沟通甚至争执，或为一句措辞，或为一句评价。好在那些可爱的老人，最后都成了我的“大”朋友，他们对我工作以外的关心，其实是对我工作的最大的肯定。

　　采访中，会不时遇到更鲜活、更隐秘的故事，它们远比现在呈现出来的文字更精彩，但最后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舍弃；而另外一些有特殊经历的人，虽通过种种方式辗转找到他们，但出于重重考虑，他们还是选择了拒绝采访。另外，即便是最后成了文字，但毕竟展现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生的空间也要服务于周刊的整体设置，因此时常在感慨万端之时，却不得不匆匆收笔——写作，何尝不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据说“口述史”在这几年成了一个热门。我并没有试图挑战历史的野心，只是希望笔下的那些故事能够成为大历史的一个注脚，历史总是互相校验着前行，如果那些回忆，能在未来成为历史学家们提及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局部，则幸莫大焉。

　　每一次写作，都是与一个心灵相遇的过程。探寻这些心灵的过程总是艰辛与幸福并存的。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人生，在大历史上，常常只被凝结为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可是，当我们把科教书上那些扁平的名字铺展开来，却发现是那样波澜壮阔而异彩纷呈。而那些往事，也因此不再寂寞。

　　我总是在自己的文字中，跟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一次又一次体味着人生，看着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往。感受着人性，也感慨着命运。在我的理解，当一个历尽沧桑后的老人宠辱不惊地讲那些往事时，与之相配的应该是一份含蓄内敛的文字，因为内敛是一种更高贵、更值得赞美的品质。

　　那位叫钱穆的老人说过，对历史应保留一份温情与敬意。对于“口述”而言，这句嘱咐似是多余的。如果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概念的历史，而是跃动着生命力量的历史，是无法没有温情与敬意的。

　　“时光如梭”，曾经是儿时作文用的最多的一个词，但那时不过是不识愁滋味的“强说愁”，而今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感慨。庆幸在周刊给我的自由空间中，“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过多束缚，倒得自得其乐。这些文字，这些回忆，也记录下了我的时光。由此，深深地感谢朱伟主编给我的空间和信任。虽然他多次用正式和未正式的方式对我在挑选受访者的某些“趣味”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始终并未过多干预我，这对一个以“强势”闻名的主编来说，或许殊为不易。他也用他的经验为“口述”设计了最初的形式，加强了它的沧桑感与凝重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他时时刻刻“压榨”，懒散如我，是断断不可能有这样一本集子诞生的。

　　偶尔，也会觉得懈怠，动摇，也曾怀疑自己文字的份量和价值。但是，总是有人以各种方式给我力量，鼓舞着让我继续前行，在此，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读者，你们的支持、鼓励和分享，与那些文字一起，也成为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记忆。说句“感谢”也许太轻薄，但我知道，有你们在的感觉叫“幸福”。

　　3月28日14点在三联书店韬奋中心二楼（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将举办“三联生活周刊文丛·第一辑”八本新书发布和读者见面活动。届时作者李鸿谷、李菁和邢海洋三位将与读者展开互动，还将提供八折购书优惠及为藏者签名活动。活动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