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长相过于分明而被称为“徐老怪”的徐克，给人留下了很多成见，比如我们想当然地以为他脾气暴躁、性情阴郁，拍《笑傲江湖》时架空胡金铨，试验片《刀》、《第一类型危险》等的怪诞冷酷似乎更证明了这个成见。但如果看过他执导、监制的60多部影片中的大部分，会发现他心情大多阳光明媚，故事的主线总放在女人身上，与作为陪衬的男主角相比，她们敢爱敢恨、把控全局。

记者◎孟静

　　几个月前，当《深海寻人》还叫“迷离”的时候，发行方向记者描述这部徐克作品的用词是“具有迷离气质的大片”，现在的噱头是惊悚。没人敢提“恐怖”二字，一是因为审查，二是大导演大多不愿意拍被视为低级的恐怖片。《深海寻人》的确不恐怖，它的事件发生在与那国岛，一个位于冲绳、连日本人都没听说过的海底遗迹，但这个故事绝对和考古无关，也不是片方所宣传的环保题材。主人公心理医生李心洁和摄影师郭晓冬只是约定在海底遗迹下交换定情戒指，陷入氮麻醉的李心洁醒来后，未婚夫已经死亡，他的妹妹梁洛施再次潜到水底，寻找郭晓冬遗失的头颅，却被一个在同一水域淹死的上海女鬼附体，丧心病狂地杀人。影片出人意料的转折在于这一切都是李心洁的心魔，除了未婚夫之死是事实，其他只是由于她的精神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幻觉，而未婚夫恰恰是她自己杀死的，也许是潜意识中想推卸责任，她忘了这段经历，并想象自己是受害者。
　　自《七剑》之后，徐克和林岭东、杜琪峰合拍了《铁三角》，《深海寻人》应该是他第二次独立面对内地观众。有媒体说徐克转入全新的题材，事实并非如此。1989年，他拍过一部《惊魂记》，主人公是4位女性，有上流社会的林青霞和社会底层的王祖贤，在一起敲诈事件中，3个女人和一具尸体集中在雨夜的一幢大宅里，利用手边的道具和有限的空间，比男人更凶残地演出了一场惊魂记，最后结局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她们互相原谅了彼此的深仇大恨。《惊魂记》绝对算不上徐克的代表作，但《深海寻人》除了海底大规模的技术铺陈，格局和精巧度并不比《惊魂记》强大，影片真正的主线是李心洁和梁洛施之间的斗争，未婚夫只是作为死去的人起到煽情作用。
　　在《七剑》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后，徐克拍大片的脚步放慢了，他今年的两部电影——《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都利用了过去的创意。《女人不坏》是3个女人的喜剧，他的代表作之一《刀马旦》虽然是民国初年背景，同样也是3个女子面对国乱家破时的从容不迫和幽默迭生。徐克最擅长的就是炒冷饭，《新龙门客栈》、《黄飞鸿》、《倩女幽魂》、《青蛇》、《东方不败》，全是被拍滥的题材，他所做的是只保留人物名字，故事重新编排，用华丽的剪辑和他的幽默感去让人们忘记老版的成功。而面对《深海寻人》这样全新的故事时，他反而会有点使不上力。
　　徐克的普通话比一般香港导演要好，但他的词语常常奇怪地混搭叠加，云里雾里不知想表达什么，必须要帮他梳理编辑。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想法天马行空，也可能生在越南、长在香港地区的少年经历，让他的中文思维和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不同。他最关注的事情一定要“有趣”，他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他在北京看到有个人总去一家饭馆吃饭，把菜单上的菜都点过了，记者觉得很平常，但徐克说:“你不觉得很好玩吗？”他说，这些“好玩的事”就是他要拍的电影。

　　记者: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什么？
　　徐克:人的压力分为两种，潜在与明显的。明显的是让你在某个时间内完成某个事情，并达到某种标准，比如拍戏要求票房，这是社会给的压力，所以拍我的电影就好了，其他是社会造出来的价值观。潜在的是生活累积的对自己的要求，时间一长，隐藏的心理习惯，比如不洗澡会让你不高兴，洗了澡会让你舒缓，这是你内心的某种压力，有些人必须要喝酒，有些人一定要运动，这都是潜在压力。有些人回到家里对家人突然变成另一个样子觉得诧异，这也是压力的表现。

　　记者:别人的价值观给你造成的压力，能否举例说明？
　　徐克:很简单，如果这戏反映不好，如果别人把这部电影和我以前的电影比较，我的压力就来了。公司、家庭、学校、同行，都有这种情况，把人脆弱的一面拿出来批评，尽量让人感到威胁。

　　记者:有没有来自投资方的压力，比如老板说:“我不要你创新，只要赚钱。”
　　徐克:那不是压力，那是商业行为基本的认同，你不能够说你都搞通了，创作应该每个人都有不同尝试，电影才会多姿多彩，如果都用同一种方式，电影就不用拍了。

　　记者:如果商业和创新产生矛盾，你会怎么选择？
　　徐克:如果创新能带来更多更好的商业作品，就创新;如果创新没有更值得的结果，还是要商业。

　　记者:1980年，你曾是“新浪潮电影”的一员，但在《第一类型危险》、《地狱无门》之后转入主流，有何原因？
　　徐克:那时拍戏时了解到发行、观众、市场，希望把理解建立起来，给创作以方向。

　　记者:有评论说，你在新浪潮时期的电影曾经反映香港人的心态，焦灼、疏离，现在工作重心转移到北京，你的眼界和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徐克:我在北京生活的感受是，中国人越来越国际化了，以前中国人强调民族的东西。有两个东西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第一，中国是个文化悠久、色彩丰富的民族，在和世界其他文化比较时，是相当强和特别的，可是如果眼光很封闭地看待这点，只是停顿，是违反发展规律的;另一种是太注重外面文化，用空壳套在我们的内容外面，变成两边都不到，也是人家已经有的东西，这两种都需要注意。以前我在北京，觉得北京很北京，北京的气氛很强，现在北京和东京、纽约很靠近了，同时也意味着它失去了原始的、本来的面目。我们曾经放弃的东西也需要保留、保护，我觉得更要珍惜这么多年来文化的底蕴，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某种观点。

　　记者:即使你的价值观、审美和今天的主流已经不太符合，你也会坚持自己吗？
　　徐克:理所当然会坚持，人在那么多年的适应，会让自己保持开心的想法，也许想过改变，最后发现还是按潜意识的想法来做，只要你的坚持是值得的。

　　记者:几年前我采访马中骏（《七剑》监制）时，他说有个宏伟计划，要拍续集，还要生产周边产品，但都没有实现，你是让这一页翻过去还是会总结教训？
　　徐克:总结，也考虑到为什么有些东西没做起来，工业里缺乏长远计划，有远见的人才会做。长远面临的危机更大，举个例子，幕后的人很缺乏，三四年之后会出现真空，那时候才急就太晚了。

　　记者:你是每次拍片都想过突破吗？
　　徐克:没故意要突破，只想尝试更多可能性，电影让我们可以更开朗地发表一些很好奇的想法，每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就想尝试不同的创作，这样空间会更大。很自然想做一些自己很好奇很想尝试的题材，这是我一直想做的。突破我不想讲，我不会突破某个形式，这说明你还在这个形式里。

　　记者:有没有哪次尝试让你后悔过？
　　徐克:有些不成功是不值得的，比如戏后期做得不好，有时某个片段不放音乐就好了。后悔也是经验累积，不能停顿在后悔，要不断向前走，把累积的经验呈现，如果老是后悔，不是健康的创作方式。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不断接受文化现象和周边事件，会影响我的美学、世界观，回头再看过去，那已经是历史。

　　记者:《七剑》是不是你最后一部武侠片？
　　徐克:不会，我还会拍武侠片，下一部就是。80年代大家拍现代警匪，我就拍武侠，前一阵大家拍武侠，我就拍别的。我一直觉得武侠的空间很大，我们只拍了很小的部分。

　　记者:拍到现在还能找到新鲜角度吗？
　　徐克:其实在银幕上出现的武侠很少，我们在古装文化里有一种中国特有的氛围和特性，它的魅力和美学，这么多朝代留下的很珍贵的资料和艺术观点，都没有真正、大刀阔斧地去碰它，只做了一点点，这么多东西在前面，要做的东西太多。

　　记者:是不是女演员的美通过古装片比时装片更容易表现？
　　徐克:人的气质和外形不限于古装、时装，中国人的美感有不同的风格，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自有它强烈的特点。你不能用东方美学和西方去比较，这样很不公平，民族本身的生理特点也不一样，对两边不公平。

　　记者:你合作过那么多美女演员，你怎样发掘她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徐克:发掘是因为交往中发现她们性格中有在其他地方不容易显露出来的特点，每个人都有美的地方，在于你怎么集中起来。比如说《刀马旦》中的林青霞，她一直长头发，我很想知道她短发什么样，我和她聊，你敢不敢剪掉，她说可以，剪完她的样子特别俊俏。如果以男人来讲，她是个很让人舒服的线条，就把她衣服改成男装，让我重新看到青霞另一面，当时我有点很调皮地想过，要把她改过，给以全新形象。

　　记者:她对你很放心吗？
　　徐克:我开始害怕她不干，她愿意剪掉我比较意外。

　　记者:你自己是不是偏好中性美女？
　　徐克:很难说，我不知道中性美女是什么样。

　　记者:线条硬朗，雌雄合体的。
　　徐克:这是女人特点，女人有脆弱和坚强，外向和内向，不是中性才这样子，没有男女分别。从人的角度，女人可以坚强、粗犷，那个女人有魅力，不一般，特别吸引人。

　　记者:为什么现在的经典美女越来越少？
　　徐克:这可遇不可求，我觉得有些演员不是训练出来，他们长出来就这样子。这是艺术界的规律，没有就是没有。每个年代都有代表人物，可以是美女，可以是有本领的人，如果现在没有，很快也会有，每个年代的完美人物的外形和气质，与那个年代有关，我们觉得美，另一个年代可能觉得不美。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2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