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成都灾区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谈灾区重建：
“为什么我们农村种植有技术指导的，养猪有技术指导的，盖房子却没有”，“建立覆盖乡镇的‘建设安全审批制’应该成为这次城市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

主笔◎朱文轶

　　三联生活周刊:你3次到震区，我相信，你在现场，对于建筑问题，对于房屋质量问题，一定有比大多数人更深入的观察。
　　吴志强:我是带着问题去现场的，一直在做对比，哪些房子是倒的，哪些是不倒的，为什么倒？为什么不倒？所有倒的房子后面，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不倒的房子。怎么会那么大反差？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灾区看到，一些房子砖头上面架预制板，没有圈梁，地震来了，砖头、预制板没有张力，只有压力，砸下来就压死人。圈梁就像房子的腰带，把房子箍了起来。房子四面墙接头的地方，圈梁里的钢筋必须有一定长度的搭接，一些倒塌的房屋圈梁内的钢筋居然没有搭接。我记得有一处房子，1层有圈梁，没倒；2层有圈梁，没倒；3层圈梁圈了一半，没圈的那一半坍塌了。盖房子完全没有规范。
　　但在彭州市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的县级市，全市城区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死亡的3个学生是在操场上被飞来的瓦片、砖头击中。我在彭州市看到一所学校，墙上挂的科学家像都45度倾斜了，但学校的房子却没有倒。

　　三联生活周刊:是建筑结构的不同造成的吗？
　　吴志强:结构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现在太把精力放在结构上面，大家想问题，就只想到建筑结构牢不牢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同一个地方，房子面对同一震级的破坏出现那么大的个体差异？首先是居住安全体制，或者说规划审批制度的前两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注意到，大量死伤的是那些居住在没有经过安全审批制度的建筑里的农民。这反差是特别巨大的，是成倍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国家农村地区是所有建筑都没有经过审批环节吗？
　　吴志强:当然。农村居民点一直都是原来在哪儿就在哪儿，从来没人对这些重新规划过。我们国家整个城市规划起步就很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有工业项目建设，才要去选点，才知道城市建筑要有选点，选点以后要有布局，才慢慢在城市里建立规划制度。“文革”以后有过一次对规划的大推广，但这个过程是由点到面的，农村远远没有被覆盖。
　　这几年搞新农村建设，陆续在一小部分农村搞整体规划。我这次到灾区一看就很清楚，哪些地方是经过新农村改造过的，哪些没有，真的是一目了然。一边是联栋的房子，抗震明显就好得多，一边是农民自建的孤零零的房子，东一处西一处，全成了废墟。现在看，新农村不仅是社会问题，是保命保财产的问题。当然，这要做到实处。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的“安全审批体制”的前两个环节是指什么？
　　吴志强:规划选址是第一道防线，这个防线不守住，后面的防线就很累很累。你在哪里选址？在哪里安排建筑？哪里安排居民点？选点的好坏在这次地震里，对于整个农村的幸存或者毁灭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看了很多震区房子后发现，房屋倒塌和震向密切相关，房屋走向和震向垂直的话，损伤明显小得多。在重建规划中，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房屋走向和地震断裂带走向交叉，抗震能力就可以提高。以板式结构为例，板式方向与断裂带走向垂直的话，至少可以提高3度。我们虽然不能精确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震的强度，但是知道了断裂带的走向以后，一旦发生地震，地震波的传递方向所导致房屋晃动的方向，还是有规律的。这必须要由审批体制来解决。
　　第二道防线是建筑平面的设计，这对抗震强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设计中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平面模式？是纵横向交错的设计？是拉成很扁的一条，还是方的？是单个的建筑，还是群体的建筑？是做成坡屋顶的，还是平屋顶的？
　　再比如，卫生间、楼梯间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中间就是个安全桶，放在边上就是一个生命逃逸系统。我要求所有重建规划中，卫生间四面都是现浇的，如果这样还怕房子倒吗？一出问题就往卫生间里跑，既有水，又是整个屋子里的最小空间，根本垮塌不下来。那么，平面设计师们就要思考究竟在图纸里把这个逃逸系统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合理。
　　第三道防线才是建筑结构。这“三道防线”的安全审批体制也是我们灾后重建规划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但我在灾区采访的一个经验是，很多山区地方土地稀缺，既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济作物，建房空间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很多农民只有依山而建。另外，现有的财税体制也不利于农村事权建设，这个审批制度恐怕在农村仍然并不好推行？
　　吴志强:研究地震断裂带，避开断裂带，不是说一定要有很大一块平地才安全，可以更加节约地使用土地。如果统一安排，用地可以减少很多，甚至还可以退出来很多;也不是钱的问题，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贫穷上，钱没增加多少。房子是总要建的，房子的总量是不变的，是房子造在哪里的问题，怎么造的问题。这是程序问题，不是开销问题。卫生间、楼梯间的选择，房屋的建筑平面模式，这些环节和建筑成本关系不大。
　　我的困惑倒是，我认为是可以让房子不倒的，而且并不困难，但这是我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没有管道给农民的话，知识没有用啊。农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农民在选址的时候是不知道地质下面的安全问题的，他们还把有限的钱都花在瓷砖上，花在装饰上。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的建议呢？
　　吴志强: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有相应管理机构的建立。一定要有机构，一定要机构化办公，没有机构是不行的。
　　这次地震也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基层体系强化的重要性。农村要在县镇级政府建立建筑安全的规划和安全辅助站，这个站可能只有三四个人，但是可以保护多少人的生命和财产！
　　现在的状态是，农民兄弟很孤单，农村的房子是没有人管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机构管这里的安全。种植有技术指导的，养猪有技术指导的，盖房子没有。这是开玩笑啊，最大的身家财产性命是无人问津的。
　　安全辅助站一定要深入基层，建到乡镇一级。这次地震县里的情况比村镇情况好得多，县里的规划部门至少有人来做这事，伤亡人数明显大大下降。但光县里有是不管用的，让农民都跑到城里吗？放到村里，中国又没有那么大力量，没有那么多专业力量，也没有资金力量。放在乡镇一级是可行的。
　　这个基层机构可以提供图纸给老百姓选，这些图纸是经设计部门通过的。造房的时候，有专业人士可以去看，选址、结构、平面，给予指导。这个是不需要专门投入人力研究的。最近的重建规划中，我们已经在做了，搜集材料，利用现有图纸，安全的、低价的，以及因地制宜的材料，这些方案都是现成的，把现有资源利用起来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如此巨大的重建，也被称为“近30多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规划行动”。我想知道，从一个城市规划者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农村——它们在这次重建中的某些方面构成了整体，规划师们有没有引入新的方法论？
　　吴志强:我是很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真是要从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吸收古代的智慧。到都江堰之后，一个重要任务是考察水利工程和古迹，听说二王庙毁坏很严重，但我走到二王庙建筑的最里面，发现核心大厅根本没有什么损坏，最古老的东西完好无损。我心里真是舒服多了。坏的，全是外面最新的建筑，新的铝板上面放瓦片，当然要震掉了，都是崭新崭新的东西。
　　都江堰也留得好好的，裂掉的、崩掉的，都是现代铺的石块、路面，它的功能真是千锤百炼。我看了以后很感动。我做世博会中国馆，就提出主题是中国古代智慧，一般人首先想到长城，我觉得都江堰应该排第一的，利国利民2000年不倒。我1982年就去都江堰看过，今天在地震后再去看，在满目废墟中再看，感触更深。它真正用好了天和地，自然的势，人的聪明首先应该是认识自然的基本规律，用够了自然的风力、地质、地貌。都江堰就是把这一切都用足了，创造了一个不会与自然硬性对抗的建筑，它是柔性的。像二王庙的结构，完全不是现在的混凝土结构，硬性的，一震就塌，它是墙倒房屋不塌，这个多了不起。搭个柱子上去，房屋上面再有一层阁楼，两层构造，框架结构，又可以经得住摇晃，东西掉下来瓦片掉下来也掉在二层上面，框架不倒，下面是轻质墙，再怎么倒也压不死人。现代建筑中也只是到了超高建筑，才开始采用这种“摆平”的柔性。
　　现在的问题是两边都不靠，古代的智慧没继承，现代的理性的科学体系又没全吸收，全乱了。我希望借这次重建展开这种系统的研究，搜集中国古代建设智慧，赋予现代中国建筑和新城市重建中的和谐。

　　三联生活周刊:重建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吴志强:要减少灾区重建的压力，就应该大规模减少灾区返回的居民的压力，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建议。所有灾区在发达地区打工半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全部由工作地的发达地区吸收，纳入户籍。这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当地人民的困难了，也是把灾民的困难由各个发达地区来承担。
　　很多打工人员本来就选择那些有能力承担他的地方才去打工了，半年一年，就又让他回去了，他们家里本身就困难，还要增加当地重建的压力，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城市户籍呢？上海能吸纳多少就多少，北京能吸纳多少就多少，这就大大减少重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灾民的心理压力:好不容易打工，挣到一点钱，要拿回去盖房子，还要担心房屋质量。
　　这次受灾的一共是500万户人家，在外面打工的10%。中国一年要有1000多万劳动力人口进入城市，这几万人几十万人，占的比例是很小很小的。假如工作地能吸纳10万人，我们一下子就少建10万套房子。
　　我本身也是搞城市化研究的，现在我领衔中国城市化监测和监控的国家“十一五”课题。“灾区的异地城市化”，我想也是这次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能采纳这种方式，既是用发达地区的形式来支援了当地的建设，化解了当地的压力，也是完成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合理过程，使得人民和土地的分布更加合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抗震救灾深度报道之四，敬请查阅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