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海外的朋友来电话，我告诉他国内又出了个500亿首富，25岁，财产是赠与的。

　　他的第一直觉是这怎么可能！那么大的财产转移，首先得纳税，财产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至少要上缴社会一大半，贫富自然就均了。于是我写下了专栏，曰：广东一家房地产企业在香港招股上市，一个“神秘而低调”的事实上的首富进入公众的视野。按碧桂园的招股说明，上市后，其最大股东、年仅25岁的杨惠妍小姐持股量将占59.5%，拥有股票市值有望达到500亿。房地产本来就是生产富豪最多的行业，这次更生产了首富，可谓“实至而名归”，这里不想引申评论，只是事关500亿人民币，很可能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私人间的财产转移，不得不引人侧目。

　　第一件是纳税问题。关于年入12万的税收申报国税总局列举了六种需要申报的收入，第一是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第二是财产租赁所得；第三是个人转让房屋所得；第四是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第五是个体户收入；第六是股票转让所得。六条里，只有“股票转让所得”似乎适用于这笔庞大的资产转移，但企业上市前，父女之间的股权转让的并非上市流通的股票，转让又是以赠与的形式，赠与企业中一定比例的股份。如此这般，即使受赠人希望申报，也难以给予一个量化的数字，税务部门更无从审核了。一个看似完备的个人申报制度，对大宗的财产转移几乎是网开一面。倒是《公司法》对股份转让有着详尽的规范，比如：“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记名股票的转让，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记名股票转让必须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才有法律效力。”另外，富人间的财产多以公司的形式转移，尽可不算做个人收入。

　　第二件还是纳税问题。个人所得税里明确地对资本利得免征，公开的股票交易只征收象征性的印花税，私下里的转让更是不用纳税。记得2005年，当时贫富分化已经加剧，舆论曾广泛讨论过开征遗产税及其连带的赠与税的问题，是年年底，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我国不准备征收遗产税，也没有征收遗产税的计划。原因在于征收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很不完善，无法实施。一年后，纳税申报制度刚建立，信息似乎仍在不完善中，赠与税是与遗产税的讨论更销声匿迹了。

　　赠与税和遗产税本是两个税种。但假如政府只征收遗产税，富人就可能通过赠与的方式多次财产转移，故而两个税制通常配合征收。目前，世界上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共有50个。英国从1694年开始，目前其税率是40％；美国开征遗产税已有近90年的历史，实行累进税率，其税率在18％～55％之间。我国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征收过遗产税，建国后，1950年曾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对遗产税税种给予保留，但同年规定暂不开征。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方案中的18个税种中又包括了遗产税。遗产税虽然在建国后的税收实践中没有开征过，但在我国税制体系设计中却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被赋予了调节贫富差距的厚望。

　　征收两种税收，好处不胜枚举，除了调节社会分配，增加国家收入外，限制限制私人资本、抑制社会浪费和平衡纳税人心理上更是功不可没。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现代社会里，资本的优势无所不在，总能找到更多的获利机会，任由其代代传承，毕定产生出富可敌国的家族资本，阻碍经济的自由竞争。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可以将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所有，从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还是建立大同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遗产继承所得和受赠财产，对接受者而言是不劳而获，容易使继承人和受赠人奢侈浪费，将一部分财产转为社会拥有，对抑制浪费，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有一定作用。并且允许对公益事业的捐赠从财产额外负担中扣除，鼓励大众多向社会捐赠，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对于社会公平而言，由于重课由继承遗产或接受赠与而获得的非劳动所获的财产，减少因血统、家庭等非主观因素带来的财富占有，人们在心理上感觉较为公平。许多学者由此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一种良税。

　　可惜，良税不行，财产于是合法地转移者，我们又缺少了一个裕国富民，均贫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