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王小波的留学生活
(2007-04-10 11:27:41)| 分类： 文章精选 |
对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王小波的书中很少提到。他大姐王小芹说:“小波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可听了我的建议，他不屑地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记者◎李翊
记者◎李翊
刘晓阳去的是美国北部的一所大学，王小波去的是妻子李银河所在的东部的匹兹堡。虽然一直有书信来往，对于王小波在美的生活，刘晓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玩了不少地方，包括去欧洲;曾经买过一辆旧车;从开始留学到最后回国似乎没搬过家。他们租的住处离匹茨堡大学近到只有步行距离，平日用不着开车。我感觉他们两口子把钱都花在旅游和伙食上了;吃得很好，对住房不怎么挑剔，汽车也可有可无”。
事实上，虽然在王小波家人和朋友看来，他是个没什么物欲的人，但是钱的问题和与钱有关的挫折感，正是从留学生活开始对他有比较强烈的困扰。
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到美国一年后，获得美国图兰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学统计学，王小平说:“出国前，研究生文凭的我月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人干2小时的工钱。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贫穷是若干深重苦难中的一种。只是在国内，大家都穷，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了美国，当你发现连一个叫花子都比你过得好时，那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巨大的。”“小波聪明，数学和统计学的功底比经济系一般学生强，一度想跟我在图兰大学数学系念统计，我帮他找教授，递申请材料，希望能申请到奖学金。对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像图兰大学这种私立学校，虽然有名气，但是每年2万美元的学费足以让没有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望尘莫及。而且在这里，只有学英语专业才好找工作，也能偿还得起当初借的学费。但是小波的英文太差，最终没有得到资助。”
据王小平回忆，弟弟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李银河一个月的奖学金大约是400美元，每月扣除20美元的健康保险，还剩380美元，要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拮据程度可想而知。王小波在1985年3月29日写给刘晓阳的信中，心情沮丧地提到了打工生活:“这些日子心情不好，联系了一大批学校，已有四个来了结果，三个不成，一个同意入学，没有财政资助，成天惶惶然不可终日。没办法，转起打工的主意。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挣了20块钱，累得不善。去的时候心情颇不佳，因为没干过waiter，只好刷碗。干的时候心情更不佳，真他娘的累。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回来一想又闷闷不乐。像这么干，一星期干六天也挣不出学费来。”信最后他感叹，“累得屁滚尿流。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泔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
虽然觉得文科课无味之极，但用王小平的话说“出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学”，王小波最终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并通过妻子结识了许倬云教授。李银河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先生，来自台湾的许倬云教授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因此，他也列名在李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据许倬云教授回忆，某一天，李银河找到他，简单介绍了一下王小波的情况，希望许倬云能给予指点。
“后来，我在办公室见到了他。样子懒懒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诚实。谈话很随意，不那么一本正经。他内心很无助，不知该怎么办。匹大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其功能主要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对于小波来说，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谈话，在得到许倬云的同意后，王小波挂在他名下注册上课。这样，每周三的下午，两人会有一个两小时的讨论。
“谈话并没有限定在文学范围，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和社会史。我们谈自由的意义，谈民族，中国的前途和过去，不一而足。我也讲他的文字，认为精炼不够，有些松散，这是国内很多年轻作者都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老国学的底子。我甚至给他改文章，他也很同意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们经济上很紧张，偶尔听他提起打过工，但是他从来不抱怨。在美国，生活细节属于个人隐私，他不说，我不会问。他不提出要求，我也不会主动去帮忙。所以，我们的交流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那段时间王小波正写作《唐人密传故事》，就历史传记与许倬云探讨过，在许倬云看来，这是条应该走下去的路，他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最后选择的却是小说创作。《唐人密传故事》应该算王小波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书稿成于美国，曾特意寄给了李银河的母亲，希望能在国内出版，却无人看好。后来，是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在山东找了家出版社自费出版，结果却是，“书出来后，卖得并不好”。
虽然这样的交流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但是对王小波来说，却是千里马得遇伯乐。王小波第一次在《联合报》得奖的作品《黄金时代》就是由许倬云推荐的。“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大奖。”许倬云对王小波作品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即使批评，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谩骂，而是带着怜悯和同情写他所处的时代。”
王小波在1992年写给刘晓阳的信中提到这次得奖:“写了个中篇，得了《联合报》25万新台币的奖，在10月底到11月连载，有兴趣可找了看。还有一本书在香港出。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而王小平说，《黄金时代》得了奖，但最开始在香港是作为色情文学出版的，书名为《王二的风流记》，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人都是裸体。
王小平回忆起与弟弟在美国仅有的两次出行经历时说，“生活确实很苦，比国内还苦，一分钱都要省着花。但是快乐也是有的，每到一个地方都很新奇，很想看看，那种玩的自由和开心是在国内很难找到的”。
三兄弟在美国唯一一次相聚源于小弟弟晨光在肯塔基拿到硕士学位后，要到纽瓦克一所大学读博士，王小平带着小女儿从新奥尔良开车接上小弟去匹兹堡与小波会合，打算从那里去波士顿等地游玩。
那是王小平第一次见到小波的住所，“类似于一个小中国城，很多中国学生合租，然后分摊房租。那幢2层小楼，6到7个房间住的都是中国人，合用一个厨房，卫生条件也不好。小波和银河两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房间，地上放一个床垫，有两个音响，放着古典音乐。美国的东西不对口味，他们最爱吃的是比萨，贵的吃不起，只能吃当地最便宜的那种，大约5美元一个”。走的时候，小波把其中一个音响送给了小平。
在王小平记忆中，小波夫妇曾经买过一辆很旧的白色大车，有6到8个缸（在美国，买大车比买小车便宜，可能也就1000多美元）。夫妻俩都是在美国学会开车的，但是都不灵光。王小平说，小波个性上就不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属于做一件事就能把别的事给忘了的人，只能把车开直了，但不能分心去看路。而李银河手脚配合不好，于是两个人就形成一个固定搭配，小波开车，李银河坐在旁边口头指挥。王小平到美国后第一次看见他们开车，就坐在后座上。“当时小波学开车不久，紧张，李银河就在一边指挥，这边车来了，那边要拐弯了，一会加油，一会叮嘱刹车，忙死了。我在一边看得提心吊胆的。”
王小平到美国不久，王小波开车接他去佛罗里达，半路上车坏了，漏油，修了修接着用。后来有一次从高速路上下来走侧道，撞到杆子上，坏了，扔在那里就走了。“从那以后小波夫妻俩就没有车了，再出门坐‘灰狗’，有时遇到有人需要把车从一个城市开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就可以获得免费开车旅游的机会，还可以挣些钱。”
“小波和李银河决心在回国前游遍美国所有地方，但没那么多钱。住旅馆承受不起，就买了个帐篷，在美国旅游胜地，大城市有专门的帐篷营地，提供车位、水果、电源，甚至能够洗澡，用电炉做饭，只需要很少的几美元就可以。这些帐篷营地在地图上都有标记，因此，每次出门前，他们都要看好地图，然后出去时自己带上炊具、原料，在路上做饭。找电源有时候会麻烦一些，可以到公路旁边休息的地方去接，实在不行就去厕所里接。没钱的时候，甚至在路边树林里捡木柴生火做饭。”
第二次出游，王小平和王小波夫妇先到了新奥尔良。之所以来这里，王小平说，“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在这里，小波小时候反复读过马克·吐温的作品，而他作品中有很多是关于密西西比河的，小波要先看看这条河。当时开车到了河边，他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看了很久”。
从新奥尔良出来，三人到了佛罗里达、索尔索塔、丹佛，一直往南。“主题是探险，假装自己是汤姆·索亚，想去沼泽地公园旁边的树林探险，没走几步，发现树上毛茸茸的其实是挤满了大蚊子，吓得跑出来了。”一直到基韦斯特（Keywest），那里珊瑚礁多，一直插到墨西哥湾，走到最顶头，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看落日。小波有篇小说《半夜两点钟》里提到的垃圾虫，就是写的这段经历。当时那个岛上有很多度假村，很漂亮的别墅空着，大门敞开，我们进去看，感叹“那么好的房子没人住”。出来碰到一个美国的蓝领，30多岁，据说大学是学哲学的，跟他聊老子、孔子还真是那么回事。问他怎么谋生的，说是“捡一些东西修好了再拿去卖”。当时我很惆怅，“在美国学哲学的最后就干这个？小波却没说什么”。
“那次旅行之后，我回新奥尔良，小波夫妇回匹兹堡去了。这是仅有的两次来往，其他的时候我们都是书信联系，小波的精神很愉快，他说经常去匹大图书馆看到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书，包括父亲的书。还看了很多很美的电影，电影院贵，他主要是租录像带回家看。王小波受美国电影影响大，美国电影的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这种影响在他文章里能看到，比如他文章里的那种活跃快速的节奏感，就来自美国电影。”
1988年，王小波夫妇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李银河在文章中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基于双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写作离不开中国社会，夫妻俩选择了回国。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4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