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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钉子户”事件背后
(2007-04-07 11:51:45)| 分类： 文章精选 |
深坑中矗立的二层孤独小楼，轰鸣作响的挖掘机，配上四周欣欣向荣的商业楼群做背景，这幅画面成为中国城市当下“拆”与“建”的一个定格。
在最初纠缠事件细节的热闹过后，更多人看到了它的积极意义——由于吴苹一家的反对，小楼在两年多没有遭遇强制拆除，已经是拆迁史上的进步。吴苹本人、开发商、九龙坡区政府在公众面前充分表达了各自声音。重庆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陈材倜说，以前政府部门认为城市规划是个技术活，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它是公共政策的抉择，“个人利益不能被忽视，在私权和公共利益中寻找平衡点，是吴苹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记者◎吴琪
吴苹的真实身份
记者找到的老邻居提到，吴苹曾是杨家坪百货公司售货员。在杨家坪百货公司的记录中，吴苹生于1957年，为重庆九龙坡区李家沱枯井湾人，是家中唯一一个女儿，此外有一兄一弟。1975年高中毕业后，家里为她办理了病残留城手续，在家中待业两年。1977年，经推荐，吴苹有了第一份工作，成为李家沱百货公司下属的马王坪百货商店的一名营业员，主要工作是卖布。1981年9月，吴进入“杨百”。吴苹进入“杨百”时所填资料显示，其父为重庆市种畜厂退休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另有两份材料亦证明，其父母的履历中并不包括干校学习和检察系统任职经历。据杨家坪百货的陈书记介绍，80年代中期，吴苹办理了病休手续，从此不在“杨百”上班，但人事关系留在这里，也在这里领取病休工资。记者随即找到吴苹的出生地李家沱枯井湾。据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的老职工赵文国（化名）介绍，吴苹的妈妈金正蓉（音）确实是该单位退休职工，“她爸爸在重庆市种畜厂工作，他俩都是科室里的小干部，坐办公室的，如今两人都已去世”。李家沱是原九龙坡区的中心，也是国营大厂集中的地方，重庆市棉纺六厂、毛纺厂、水轮机厂、种畜厂都在这儿。后来随着李家沱划归巴南区，九龙坡区的中心转向杨家坪，这一片的繁华已经远不及杨家坪了。
50多岁的张勤（化名）说，自己的妹妹和吴苹是同班同学，“重庆市34中毕业的，吴苹是初中文化水平。那时候她瘦瘦高高的，感觉很普通”。对于杨武称吴苹早年是“江南一枝花”，赵文国和张勤都不屑地撇撇嘴，“谁说过她是一枝花？！重庆的女娃个个都漂亮。她班上比她漂亮的就好多。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李家沱的漂亮女娃起箩箩’，要用箩筐来装的，这里纱厂、毛纺厂的漂亮女子多得是”。对于吴苹称自己的父亲是老检察官，母亲也是检查系统的，吴苹的邻居明确表示“不可能，你到处都可以打听到的嘛”。老邻居们说，在这片国营工厂集中的地方，吴苹的爸爸确实算学问比较高的，也有人说曾听说吴的爸爸解放前做过律师工作。吴家子女少，父母都是国营单位的小干部，“在我们这一片，家境算不错的”。提到吴苹会弹钢琴，邻居们又撇着嘴表示极大不屑，“我们都去过她家，哪里有啥子钢琴么，她不会弹钢琴！”
据了解，吴苹在马王坪百货当售货员时，和当地公交公司的司机戴某结婚。后来戴某到上海去打工，吴苹调到杨家坪百货公司工作，两人离婚。戴某的同事张衡（化名）说，吴苹那时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特别喜欢看书”、“性子很烈、能说会道，懂点法律”。吴苹对法律比较了解的说法，邻居们推测，“她以前的嫂子是九龙坡区法院的书记员，吴家曾经打过一场官司，弄到了市中院，她们跟我们普通百姓比起来，还是比较懂法律的”。
至于吴苹以及吴健都提到，吴苹的生意做得比较大。杨家坪的邻居听了“哈哈”一乐，“她这么说自己啊，那些酒楼叫啥子名字啊，在全国做啥子贸易啊，让她说清楚嘛”。据邻居说，吴健早年在李家沱的五金公司上班，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一度资产百万。“东风餐厅”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吴家承包某国营餐厅，有人说实际上是吴健投资的，“好像一直亏本，那时候杨家坪哪有现在繁华，吃的人也杂，有些吃完不给钱的，饮食生意并不好做”。杨武抗拒拆迁的老房子近年来租给别人开了“老味铁匠火锅”，租金3000多元。并没有如吴苹所说，她是个全国都有贸易的大生意人。在吴苹的故事里，她似乎不自觉地将哥哥的故事、父亲的故事演绎美好后，安在了自己身上。
杨家坪百货的工会叶主席说，目前吴苹每月工资为650元，扣除相关款项后，每月可领取300多元。每过两三个月，吴苹会前来领取，最近一次是今年春节前几天。
“钉子户”的成本与砝码
在鹤兴路的拆迁工地，由于大门紧闭，等待吴苹的人群聚集在了门口。有从广州、成都等地赶来“声援”吴苹者，在大门前打出标语或向人们讲述自己的“冤屈”。上百号记者更是翘首以待，执著地盯着路口方向，期待吴苹露面。从3月29日开始，吴苹不再像前段时间那样，每天下午出现在工地召开“记者见面会”。此时媒体的报道不再完全有利于吴苹，吴苹的小灵通一般接不通，极少接电话的她并不拒绝记者，总说“一会儿我就过去”，但是再也没有出现。大家这才发现对吴苹仍然知之甚少，她从来不提供自己现在的住址，并且坚决拒绝记者打探。吴苹提供给法院的住址，也只是拆迁的这个老房子。在目前吴苹接受的所有采访中，她控制着信息发布。
随着调查深入，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越是近距离了解吴苹的人，越对吴苹的“钉子”行为保持冷静和旁观;越是通过新闻方式知晓吴苹的人，越毫无保留地对她表示支持。在媒体蜂拥而上时，杨武扛着煤气罐和生活用品，住进了小楼，表示屋亡人亡的决心。而一位知情者提到，“之前的两年多，他们家已经不住这里了”。
将开发商和吴苹提供的信息组合起来，有几个基本事实双方都承认。从2004年夏天动迁以来，按照评估价格，吴苹家楼房价值247万多元。虽然吴苹表示“我从未考虑过货币安置，从未向开发商开过价”，在拒绝开发商350万元的最高赔偿后，去年9月，吴苹提出过两项共计500万元的赔偿。
她提出的补偿包括，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元/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万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万元。
2006年9月18日，双方第二次协商。吴苹又提出:“补偿楼顶10平方米断水冒亭和85平方米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12万元、装修补偿18万元”，并尽早提供相同面积过渡门面等。
今年1月11日，九龙坡区房管局下达行政裁决书，要求杨武15日内自行搬迁。之后第三次协商，开发商再次让步，提供了拆迁红线内同样大小的临街门面与二层，这是原来拆迁方案中没有、专门按吴苹要求提供的。同时针对吴苹在三次协商中提出的要求，提供72万元赔偿;但吴苹需要支付的是新房与旧房之间大约70万元左右的差价。
老居民毛铁说，在拆迁的老房子里，有公房也有私房，重庆九龙坡中医药、九龙坡房管所、饮食服务公司等也都拆迁了，据说九龙坡中医药占地七八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五层，最后得到800多万元的拆迁款。而多数私房都是上世纪40年代建的木柱穿逗结构，危险破旧，“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都能把房子抽得动”。吴苹1993年重新修建的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算私房里边最好的了。
由于中介评估机构介入，杨家坪的拆迁补偿价格得到了法律认可。重庆金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当时的法人代表李一兵说，公司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给出评估价格，“我们独立地对这个价格承担法律责任”。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规定》，“估价机构得票数量超过投票数量50%的，可直接确定为该项目的评估机构”。而拆迁估价的目的是，“为确定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而评估其房地产市场价格”。
开发商拿到《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为“评估时点”，评估公司依据这一时间拆迁房屋同地段同用途的房屋价格，确定拆迁补偿价格。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房屋拆迁补偿金额不低于拆迁房屋同地段同用途新建商品房交易平均价格的70%”。对于吴苹提出的装修补偿，相关规定是，“室内装饰超过5年的，其装饰一般不予评估;室内装饰5年内的，其年折扣每年按20%计算”。李一兵说，实际情况远比规定复杂，“有的老房子特别破旧，如果按折旧来算，补偿费用都成负数了”。所以不低于同地段同用途新建商品房交易平均价格的70%，是对拆迁户利益的一种保障。
李一兵是重庆最早接触房地产的一批人，她回忆说，在拆迁最早期，政府也经验不足。按照每户人口来算还建面积，结果不少人赶紧把亲戚朋友的户口迁入待拆迁的片区。后来又按照住户面积拆一还一，对那些由中心地段搬到偏远地段的人来说，不太公平。比较起来，如今实施的拆迁补偿费用评估，已经是相对科学的计算方法了。
开发商代表重庆正置业有限公司副总廖建明说到，他认为拆迁不完全是一种买卖，在他们获得的杨家坪地块中，有8000平方米的用地面积无偿贡献给了市政道路建设，“建立轻轨车站、大件路和公交换乘车站，我们之前并没有刻意宣传这些，因为很多公司都对市政建设有贡献”。关于媒体多次提到的《物权法》，廖建明说，他理解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的制衡，“法制社会不应该有一种权利是至高无上、排他的，三方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和制约”。廖建明提到，如果单从公司盈利来考虑，或许答应吴苹的500万元更合适。“不然每天我们损失的利息是6万元，但是这对其他280户配合拆迁的人不公平，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
搬迁后的280户命运也各不相同。毛铁的家电维修店，被过渡安置在轻轨站下方的临时门面房里，毛铁对这个安排很满足。“如今杨家坪寸土寸金，在我们重庆，谁要是在这样的黄金口岸有个十几平方米的门面铺子，那可就了不得了。”
而被安置到滩子口的老杨一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杨虽然住进了滩子口十几层高的楼房，可是这栋安置拆迁户的房子，从2005年建成开始从来没有停止过修补。记者看到房子外边搭满了脚手架，老杨说楼房质量差，“外墙漏水严重，厕所也经常漏水，光外墙就维修了三次，一直不见好”。拆迁前老杨在杨家坪有个18平方米的门面，租给人家开小火锅店，每月租金300元，自己再租更便宜的房子住。安置到滩子口后，老杨失去了租金差价的微薄收入，守着40多平方米的低质量新楼房无事可干。
老杨提到，虽然由他们投票选评估公司，当时确实来了5家A级资质的评估公司，“但是我们懂个什么，都没有什么文化，哪里知道谁好谁坏”。最终投票的人非常少，他也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有哪些权利。
对于居民的不一致表示，九龙坡区房管局提到，拆迁是个大难题，很难有让各方都十分满意的做法。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要求政府规划之前，必须听取当地居民意见，而居民各自的利益诉求又不相同。
在最初纠缠事件细节的热闹过后，更多人看到了它的积极意义——由于吴苹一家的反对，小楼在两年多没有遭遇强制拆除，已经是拆迁史上的进步。吴苹本人、开发商、九龙坡区政府在公众面前充分表达了各自声音。重庆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陈材倜说，以前政府部门认为城市规划是个技术活，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它是公共政策的抉择，“个人利益不能被忽视，在私权和公共利益中寻找平衡点，是吴苹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记者◎吴琪
记者找到的老邻居提到，吴苹曾是杨家坪百货公司售货员。在杨家坪百货公司的记录中，吴苹生于1957年，为重庆九龙坡区李家沱枯井湾人，是家中唯一一个女儿，此外有一兄一弟。1975年高中毕业后，家里为她办理了病残留城手续，在家中待业两年。1977年，经推荐，吴苹有了第一份工作，成为李家沱百货公司下属的马王坪百货商店的一名营业员，主要工作是卖布。1981年9月，吴进入“杨百”。吴苹进入“杨百”时所填资料显示，其父为重庆市种畜厂退休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另有两份材料亦证明，其父母的履历中并不包括干校学习和检察系统任职经历。据杨家坪百货的陈书记介绍，80年代中期，吴苹办理了病休手续，从此不在“杨百”上班，但人事关系留在这里，也在这里领取病休工资。记者随即找到吴苹的出生地李家沱枯井湾。据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的老职工赵文国（化名）介绍，吴苹的妈妈金正蓉（音）确实是该单位退休职工，“她爸爸在重庆市种畜厂工作，他俩都是科室里的小干部，坐办公室的，如今两人都已去世”。李家沱是原九龙坡区的中心，也是国营大厂集中的地方，重庆市棉纺六厂、毛纺厂、水轮机厂、种畜厂都在这儿。后来随着李家沱划归巴南区，九龙坡区的中心转向杨家坪，这一片的繁华已经远不及杨家坪了。
50多岁的张勤（化名）说，自己的妹妹和吴苹是同班同学，“重庆市34中毕业的，吴苹是初中文化水平。那时候她瘦瘦高高的，感觉很普通”。对于杨武称吴苹早年是“江南一枝花”，赵文国和张勤都不屑地撇撇嘴，“谁说过她是一枝花？！重庆的女娃个个都漂亮。她班上比她漂亮的就好多。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李家沱的漂亮女娃起箩箩’，要用箩筐来装的，这里纱厂、毛纺厂的漂亮女子多得是”。对于吴苹称自己的父亲是老检察官，母亲也是检查系统的，吴苹的邻居明确表示“不可能，你到处都可以打听到的嘛”。老邻居们说，在这片国营工厂集中的地方，吴苹的爸爸确实算学问比较高的，也有人说曾听说吴的爸爸解放前做过律师工作。吴家子女少，父母都是国营单位的小干部，“在我们这一片，家境算不错的”。提到吴苹会弹钢琴，邻居们又撇着嘴表示极大不屑，“我们都去过她家，哪里有啥子钢琴么，她不会弹钢琴！”
据了解，吴苹在马王坪百货当售货员时，和当地公交公司的司机戴某结婚。后来戴某到上海去打工，吴苹调到杨家坪百货公司工作，两人离婚。戴某的同事张衡（化名）说，吴苹那时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特别喜欢看书”、“性子很烈、能说会道，懂点法律”。吴苹对法律比较了解的说法，邻居们推测，“她以前的嫂子是九龙坡区法院的书记员，吴家曾经打过一场官司，弄到了市中院，她们跟我们普通百姓比起来，还是比较懂法律的”。
至于吴苹以及吴健都提到，吴苹的生意做得比较大。杨家坪的邻居听了“哈哈”一乐，“她这么说自己啊，那些酒楼叫啥子名字啊，在全国做啥子贸易啊，让她说清楚嘛”。据邻居说，吴健早年在李家沱的五金公司上班，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一度资产百万。“东风餐厅”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吴家承包某国营餐厅，有人说实际上是吴健投资的，“好像一直亏本，那时候杨家坪哪有现在繁华，吃的人也杂，有些吃完不给钱的，饮食生意并不好做”。杨武抗拒拆迁的老房子近年来租给别人开了“老味铁匠火锅”，租金3000多元。并没有如吴苹所说，她是个全国都有贸易的大生意人。在吴苹的故事里，她似乎不自觉地将哥哥的故事、父亲的故事演绎美好后，安在了自己身上。
杨家坪百货的工会叶主席说，目前吴苹每月工资为650元，扣除相关款项后，每月可领取300多元。每过两三个月，吴苹会前来领取，最近一次是今年春节前几天。
在鹤兴路的拆迁工地，由于大门紧闭，等待吴苹的人群聚集在了门口。有从广州、成都等地赶来“声援”吴苹者，在大门前打出标语或向人们讲述自己的“冤屈”。上百号记者更是翘首以待，执著地盯着路口方向，期待吴苹露面。从3月29日开始，吴苹不再像前段时间那样，每天下午出现在工地召开“记者见面会”。此时媒体的报道不再完全有利于吴苹，吴苹的小灵通一般接不通，极少接电话的她并不拒绝记者，总说“一会儿我就过去”，但是再也没有出现。大家这才发现对吴苹仍然知之甚少，她从来不提供自己现在的住址，并且坚决拒绝记者打探。吴苹提供给法院的住址，也只是拆迁的这个老房子。在目前吴苹接受的所有采访中，她控制着信息发布。
随着调查深入，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越是近距离了解吴苹的人，越对吴苹的“钉子”行为保持冷静和旁观;越是通过新闻方式知晓吴苹的人，越毫无保留地对她表示支持。在媒体蜂拥而上时，杨武扛着煤气罐和生活用品，住进了小楼，表示屋亡人亡的决心。而一位知情者提到，“之前的两年多，他们家已经不住这里了”。
将开发商和吴苹提供的信息组合起来，有几个基本事实双方都承认。从2004年夏天动迁以来，按照评估价格，吴苹家楼房价值247万多元。虽然吴苹表示“我从未考虑过货币安置，从未向开发商开过价”，在拒绝开发商350万元的最高赔偿后，去年9月，吴苹提出过两项共计500万元的赔偿。
她提出的补偿包括，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元/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万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万元。
2006年9月18日，双方第二次协商。吴苹又提出:“补偿楼顶10平方米断水冒亭和85平方米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12万元、装修补偿18万元”，并尽早提供相同面积过渡门面等。
今年1月11日，九龙坡区房管局下达行政裁决书，要求杨武15日内自行搬迁。之后第三次协商，开发商再次让步，提供了拆迁红线内同样大小的临街门面与二层，这是原来拆迁方案中没有、专门按吴苹要求提供的。同时针对吴苹在三次协商中提出的要求，提供72万元赔偿;但吴苹需要支付的是新房与旧房之间大约70万元左右的差价。
老居民毛铁说，在拆迁的老房子里，有公房也有私房，重庆九龙坡中医药、九龙坡房管所、饮食服务公司等也都拆迁了，据说九龙坡中医药占地七八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五层，最后得到800多万元的拆迁款。而多数私房都是上世纪40年代建的木柱穿逗结构，危险破旧，“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都能把房子抽得动”。吴苹1993年重新修建的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算私房里边最好的了。
由于中介评估机构介入，杨家坪的拆迁补偿价格得到了法律认可。重庆金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当时的法人代表李一兵说，公司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给出评估价格，“我们独立地对这个价格承担法律责任”。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规定》，“估价机构得票数量超过投票数量50%的，可直接确定为该项目的评估机构”。而拆迁估价的目的是，“为确定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而评估其房地产市场价格”。
开发商拿到《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为“评估时点”，评估公司依据这一时间拆迁房屋同地段同用途的房屋价格，确定拆迁补偿价格。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房屋拆迁补偿金额不低于拆迁房屋同地段同用途新建商品房交易平均价格的70%”。对于吴苹提出的装修补偿，相关规定是，“室内装饰超过5年的，其装饰一般不予评估;室内装饰5年内的，其年折扣每年按20%计算”。李一兵说，实际情况远比规定复杂，“有的老房子特别破旧，如果按折旧来算，补偿费用都成负数了”。所以不低于同地段同用途新建商品房交易平均价格的70%，是对拆迁户利益的一种保障。
李一兵是重庆最早接触房地产的一批人，她回忆说，在拆迁最早期，政府也经验不足。按照每户人口来算还建面积，结果不少人赶紧把亲戚朋友的户口迁入待拆迁的片区。后来又按照住户面积拆一还一，对那些由中心地段搬到偏远地段的人来说，不太公平。比较起来，如今实施的拆迁补偿费用评估，已经是相对科学的计算方法了。
开发商代表重庆正置业有限公司副总廖建明说到，他认为拆迁不完全是一种买卖，在他们获得的杨家坪地块中，有8000平方米的用地面积无偿贡献给了市政道路建设，“建立轻轨车站、大件路和公交换乘车站，我们之前并没有刻意宣传这些，因为很多公司都对市政建设有贡献”。关于媒体多次提到的《物权法》，廖建明说，他理解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的制衡，“法制社会不应该有一种权利是至高无上、排他的，三方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和制约”。廖建明提到，如果单从公司盈利来考虑，或许答应吴苹的500万元更合适。“不然每天我们损失的利息是6万元，但是这对其他280户配合拆迁的人不公平，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
搬迁后的280户命运也各不相同。毛铁的家电维修店，被过渡安置在轻轨站下方的临时门面房里，毛铁对这个安排很满足。“如今杨家坪寸土寸金，在我们重庆，谁要是在这样的黄金口岸有个十几平方米的门面铺子，那可就了不得了。”
而被安置到滩子口的老杨一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杨虽然住进了滩子口十几层高的楼房，可是这栋安置拆迁户的房子，从2005年建成开始从来没有停止过修补。记者看到房子外边搭满了脚手架，老杨说楼房质量差，“外墙漏水严重，厕所也经常漏水，光外墙就维修了三次，一直不见好”。拆迁前老杨在杨家坪有个18平方米的门面，租给人家开小火锅店，每月租金300元，自己再租更便宜的房子住。安置到滩子口后，老杨失去了租金差价的微薄收入，守着40多平方米的低质量新楼房无事可干。
老杨提到，虽然由他们投票选评估公司，当时确实来了5家A级资质的评估公司，“但是我们懂个什么，都没有什么文化，哪里知道谁好谁坏”。最终投票的人非常少，他也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有哪些权利。
对于居民的不一致表示，九龙坡区房管局提到，拆迁是个大难题，很难有让各方都十分满意的做法。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要求政府规划之前，必须听取当地居民意见，而居民各自的利益诉求又不相同。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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