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深入罗布泊 追踪彭加木

照片说明：叶永烈（中）在罗布泊采访彭加木助手夏训诚（右）

最近在新疆罗布泊找到的干尸，疑为彭加木遗体。消息在媒体上广为传播。我在26年前参加了在罗布泊搜索彭加木的工作，并写了长篇纪实《追踪彭加木》……

那是1980年6月17日，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

消息传出，全国关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接连作了多次批示，要求出动飞机和搜索队，千方百计寻找彭加木。

正在上海忙于写作的我，奉命紧急出发，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前往采访彭加木事迹以及搜寻情况。记得，飞机上有好几位公安局的侦察员。除了来自南京的侦察员之外，还有山东省公安厅的侦察员。他们所带的警犬，装在铁笼里，作为“特殊行李”托运……

我一到乌鲁木齐，便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他们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是中国的核基地。前往罗布泊，势必要经过核基地。只有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才能获准进入核基地。这一手续，必须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前往新疆有关部门，请他们打电话给钱学森的秘书。因为钱学森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

钱学森秘书经过请示之后，答复新疆：“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只逗留了一天，就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记得我离开乌鲁木齐时，是晚上八点半。当时，我突然接到通知，有一辆越野军车要出发，可以带我进去。我拿起随身小包，马上登车。

虽然是晚上八点半，新疆的天空依旧一片碧蓝，太阳灼热地照着。那里开长途的汽车司机大都喜欢夜间行车，因为白天实在太热。

汽车在柏油马路上飞驶，我经常看到路面上的柏油被晒化了，汽车的车轮上沾满乌亮的柏油。深夜十一点，天才渐渐黑下来，稍稍凉爽了一些。然而，在凌晨一点左右，我感到越来越热。我把手伸到车外，迎面吹来的风是热呼呼的，仿佛有一股巨大的热浪不断扑来。我用手摸摸，汽车表面烫手。我的嘴唇皮发硬，不得不时用舌头舐着。全身在出汗，奇怪的是，衣服并没有被汗水浸湿——因为汗刚刚流出来，马上就蒸发了。

司机告诉我，汽车正经过吐鲁番附近。那热浪，来自大名鼎鼎的“火洲”——吐鲁番。在7月份，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可达四十八摄氏度，月平均温度为二十三摄氏度。吐鲁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盆地。据说，《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便在吐鲁番。

半途，我们在路旁的一间小店略微休息了一下。这家小店既是旅馆，又是饭店、茶馆，工作人员总共才五六个。我看到旅客们都睡在屋外的地铺上，不停地摇着扇子。这里的夜点心是用羊油、羊肉作佐料的“揪面片”——用手把面片揪入汤中，烧滚即可食。我不习惯于羊膻味，对“揪面片”不敢问津。我感到嗓子冒烟，喝了点茶，这才觉得舒畅了，仿佛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霖。过了吐鲁番，才渐渐凉快了一点。破晓，我开始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景色，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画卷：满目黄沙，而绿色的斑斑点点则夹杂在黄沙之中。我不认识那新奇的绿色植物。司机告诉我，那红根、红枝、红果的柳树般的植物，叫“红柳”；那一丛丛低矮的则是“骆驼刺”。这些植物特别耐旱，所以能在这缺水的地方顽强地生长。它们的根很深，从深深的地下吮吸那稀少的水份；它们的叶子变成棒状，以尽可能减少水份的蒸发。

从乌鲁木齐到罗布泊有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

我在翌日，换乘直升飞机飞往罗布泊。

直升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一千米左右，透过圆形的小窗，我可以清楚地观察大地：脚下，是一片又一片沙漠，有的看上去像一大张平整的沙纸，有的像木纹，有的则像翻皮的皮鞋表面。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起初，绿色的斑点像大饼上的芝麻依稀可见，渐渐的越来越少，是晨星般寥寥无几。有时，脚下群山起伏，但都是光秃秃的，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飞机飞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罗布泊其实已不是“泊”，没有水，只有鱼鳞般的盐壳。

飞机在库木库都克降落。“库木库都克”这名字，在普通的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到，我以为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我和搜索队员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

我刚到，搜索队长就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用水洗脸，不准用水洗脚、洗衣服。除了饮水之外，水不准他用。因为这里没有水，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来!就这样，脸脏了，用干毛巾擦擦；脚臭了，光着脚在沙地里走走；衣服脏了，臭了——由它去!

每当我吃完饭，就在碗里倒点开水，洗净饭碗之后，便喝进肚子，一举两得。

沙漠里是如此炎热：最高地表温度达六○℃左右，气温高达五○℃左右。我曾把一小段蜡烛放在沙漠上，没一会儿，蜡烛就熔化了。据炊事员告诉我，把鸡蛋放在沙中，一个小时就熟了。这时，我的嘴唇经常感到干硬，脚后跟皮肤皲裂了。水壶，成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甚至在睡觉时也把水壶放在枕边，渴了就得喝几口。很奇怪，尽管喝水量比平时大得多，却很少小便，因为水分大部分透过皮肤蒸发了。

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像“双枪老太波”似的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进入疏勒河故道，则看到白花花的盐碱。我弯腰拿起一块拳头大的盐碱，它就像从商店里买回的细盐一样洁白无瑕。我用舌尖舐了一下，又咸又苦。盐碱，正是缺水的象征。如果不是火炉般的赤日把河水、湖水烤干，哪来这大块大块的盐碱?走着走着，口干难熬。我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没一会儿，就把一个水壶里的水全部“消灭”了。一位老考察队员见了，笑着拍拍自己的水壶。

我摇摇他的水壶，沉甸甸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原来，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他告诉我，在沙漠中，水就是生命。非到极渴的时候，不可轻易喝水。即使渴，也只能喝一两口，绝不允许咕嘟咕嘟喝个精光。

他是彭加木的战友。一个多月前，他们一起穿越了罗布泊，创造有史以来第一次纵跨罗布泊的奇迹。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6月16日，当他们来到库木库都克的时候，差不多水尽油绝了。他们的水是装在汽油桶里的。汽车强烈地晃动着汽油桶，剩下来的一丁点儿水已成了酱油般的颜色了。他们不得不用电报向附近的驻军求援。解放军马上伸出支援的手，答应派直升飞机送水来。然而，彭加木同志心中却又感激，又不安。他担心用飞机运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从地图上查出附近可能有水的地点。为了节约国家的开支，他，迈开双脚，顶着烈日，在茫茫戈壁滩上找水去了。他，临走留下的字条上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从此，他消失在广袤无垠的沙海之中……

听了这位老考察队员的话，我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我的脑海中，时时浮现一个这样形象：他，年已花甲，白发爬上了双鬓，风霜在脸上刻下了皱纹，头戴遮阳白布帽，近视眼镜片上贴着照相底片( 是他自制的“遮阳镜”)，身穿蓝色劳动布衣裤，脚穿一双翻皮旧鞋。他，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正在沙漠中一步一步向前迈去。他的口中不住地叨念着“水，水，水”……

在罗布泊，在军事基地马兰，在乌鲁木齐，我采访了搜寻彭加木的干警，采访了彭加木夫人、子女、亲属以及同事，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真正进入搜寻现场的只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和我，因此我也成了众所关注的人物。记得，回到乌鲁木齐，我成了众多记者的采访对象。

我应邀在乌鲁木齐作了关于搜寻彭加木现场情况的报告。

回到上海之后，我又应邀在科学院系统作了关于搜寻彭加木现场情况的报告。

我赶写了纪实长篇《追踪彭加木》，记述了搜寻彭加木的感人情景以及彭加木的一生。这部长篇当时在许多报刊上连载或者选载，引起强烈反响。

写作纪实长篇《追踪彭加木》，使我意识到，从事纪实文学创作，必须不畏艰辛，深入第一线，获得第一手创作素材。也就是说，纪实文学是“跑”出来的。

从此，我非常注重“跑”，注重“第一手”，使我的作品中的“原创性”份量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