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我愿把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中（上）

照片说明：左起，戴厚英，韩素音夫妇，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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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日 《合肥晚报》特约记者：刘小林

人物档案：

叶永烈（１９４０——）浙江温州人。当代著名纪实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先后从事过编剧、导演。１９８７年调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现是一级作家。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至今已出版３００多部著作。

早年代表作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曾是风靡全国的畅销作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创作的纪实文学“红色系列”与“四人帮”传记、曾创下中国的品牌。近年《傅雷一家》、《沉重的一九五七》、《受伤的美国》等一系列作品享誉海内外。叶永烈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中国第三届电影“百花奖”。叶永烈被世人称作“中国的阿西莫夫”。１９８９年他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著》。

３月１１日上午，春寒料峭，细雨濛濛。我来到上海叶永烈的家中采访。他一身寻常的打扮，神态平和，气质儒雅。他和爱人热情地把我迎进房内。在那间宽大的客厅内，我们随意地交谈起来，采访也变得十分融洽。

我只是一个作家

记者（下称记）：叶老师您好。十年不见，您依然风采依旧。可是十年来您又出了许多巨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您的创作面涉及很广，介绍您的身份太多，似乎很难归类。叶老师你把自己定格在什么位置上呢？

叶永烈（下称叶）：演员能演各种各样的人物，作家也要写各种各样的作品，有许多人在作家之前加什么什么的作家。我就是一个作家，用笔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真实地记载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我只能说，作家不是“官”，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理科出身的我，被时代大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记：您的好几本书都是在安徽出版的，你与安徽新闻界有着不解之缘，是吗？

叶：是的。当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１９６１年《安徽日报》曾转发过我的一篇文章，文稿有些错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安徽日报》，很快收到他们的回信，约我写文章。于是我就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记的是《春天的漫笔》，春夏秋冬四个栏目，在《安徽日报》一共发表了２００多篇作品。接着《合肥晚报》也约我写文章，发表了２００多篇作品。我的《化学与农业》、《金属的世界》就是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来《金属的世界》被中国少儿出版社拿去重新出版啦，印了几十万册，并在台湾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判。１９７２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正在上海挖防空洞，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黄国玉找到我，说《塑料的世界》、《化学纤维的一家》安徽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了。当时，处于逆境的我非常感动。虽然没有一分钱稿费，但是我很高兴。安徽人民出版社送给我５０本样书。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对知识尊重，给我出书是需要一定勇气和风险的。

相惜戴厚英

记：你以皖籍作家戴厚英为题材创作的纪实文学《雾中的花》、《非命》曾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如何认识评价戴厚英老师的？

叶：作为上海作家我向来忌讳写上海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戴厚英才华横溢，一生坎坷，受尽“左”的迫害又死于非命，我非常理解敬重她。１９８３年戴厚英因《人啊，人》受到批判。而我也因《黑影》这长篇科幻小说受到批判。共同的命运使我走近戴厚英，了解同情她的遭遇。

我多次采访她，写出了纪实文学《雾中的花》。当我把初稿送给她看的时候，她一边看一边哭，非常激动，她说：“此稿发出来会对你不利的，因为上海作家圈很复杂。”我说：“我无所谓。”此稿当时在上海无法发表，后来在青海发的，因为我们都是受极“左”路线批判的，就很能谈得来。

１９９６年戴厚英不幸遇难第二天，我很震惊。当天晚上，香港明报月刊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个戴厚英的纪实的长篇，在该杂志上连载。该刊已抽出１万字版面留给我。我赶了一夜，先写了一万字传真给他们，然后逐期写下去，《非命》就这样连续写出来了。戴的死在海内外震动很大。当时香港很多人认为戴厚英是因不同政见被谋杀的。为此很关注。我的这篇文章真实地写出了戴厚英一生和死因，澄清了事实，《非命》也由此变成了畅销书。可惜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在出此书时，把其中最关键的《人啊，人》这一章抽掉了。其实，１９９９年《人啊，人》的再版与我的《黑影》再版证明了作品有它的生命力，而这一切又不辩自明。

我认为戴厚英可贵之处，是她敢于说真话，她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文革”中，她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些人，但她知道自己错了，她能坦诚地承认。把自己的思想脉络说清楚。其实那场批判《人啊，人》的运动反而帮助了她，提高了她的知名度。戴厚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她后来写的《空中足音》比《人啊，人》还好。她对家乡很有感情，对母亲很孝顺。对安徽人民也充满了爱。

记：你到安徽来了几次了，你对安徽的印象如何？

叶：我到安徽三四次，１９７９年我来合肥时，我见到了那些给我出书的责任编辑，我拜访了余锡朋、彭铭华、朱守中等编辑朋友，那么多年那么多书信来往，我们都没有见面，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友谊。我对安徽很有感情。在“文革”中那么艰难时期，安徽能重新出我的书，对我是一种鞭策与鼓励。这说明我和安徽非常有缘。在全国那么多的省份，我和安徽交往最深。安徽人杰地灵，风景秀丽；徽文化源远流长。我会再次去安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