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瓦罗蒂来过三次北京。在我眼里，每次的他，都像是换了个人。

1986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我溜出人大附中的课堂，坐了几站332路，在北展剧场的售票窗口前，摸出5块钱——那是我两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张帕瓦罗蒂独唱音乐会的票。三天后，《北京晚报》登出紧急启事说，应广大观众强烈要求，演唱会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对“广大观众”是福音，对我则是噩耗。因为这不仅导致我又逃了一次课去换票，还让我那张北展剧场第9排的票，一下子变成了人民大会堂一楼后区第15排。

还没等我遗憾个够，帕瓦罗蒂就来了。那一年，这个大胖子人正半百，气力旺盛，住香山饭店，喜北京烤鸭。在我那个高消费的“5块钱之夜”，每当某支咏叹调或民歌悠荡到华丽的高音，他就会下意识地偏离话筒半步，让自己的原声直扑后区的最后一排，把我这类换票者的一丝郁闷，扫荡干净。那也是中国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他对白手帕的依赖——某次出场，走到半路的他，又突然掉头折返。原来是著名的白手帕不慎落地，老帕一丝不苟地回去拣手绢了。

帕瓦罗蒂在他1986年的这趟首次中国行期间，到底唱没唱过高音C，一直都是个谜。那是个台上台下都很简单、羞涩的年代，“炒作”一词尚未诞生，每一个谜都平静地就是个谜。15年之后，我再一次和帕瓦罗蒂面对面，实际距离比1986年近了若干排，心里的感觉，却远了N多公里。在那个2001年极为躁热的午门之夜，帕瓦罗蒂很有节制地固守着面前的话筒，用戏谑的声线与多明戈、卡雷拉斯飙歌，转播摇臂上的摄像机一贴近他，那落腮胡子之上，就会绽放出几秒钟灿烂的笑容。

拿着赠票入场的我，很宽容地注视着他那不停擦汗的可爱模样，把观察他如何在高音处不动声色地减力，作为当晚最饶有兴味的娱乐。此前一天，他们哥仨刚刚从北京飞到汉城去唱了一场，然后又连夜匆匆赶回。与其说这是大师风采依旧，不如说这是劳模做派十足。华丽的午门之夜给人留下的印象，比遥远的1986年“五块钱之夜”要少得多。从音乐本身看，此时的帕瓦罗蒂，已经基本放弃了对歌剧角色的再创作，转而完全根据大众和电视导演的口味，挑选那些最适合转播需要和娱乐记者们落笔的曲目。

在多明戈固执地坚守在歌剧院里、卡雷拉斯顽强地奋战在病床上的日子里，帕瓦罗蒂把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献给了无休止的奔波和商演。最近十年来，全世界的乐迷们见到高音C之王已非难事，听到高音C则彻底成空。得了癌症之后的帕瓦罗蒂，早早地就把演出合同签到了2009年。有人说他是想为四个心爱的女儿多赚些钱，更多的人则开始抨击他对现场观众的懈怠。当然，最多的，仍是掌声和票房。

掌声和票房——这是他的勋章，也是他的硬伤。意大利人骄傲地把他称作“意大利文化的传播者”，欧洲人则普遍把他视作对抗北美通俗文化的一杆雅俗兼具的旗帜。但在艺术的小众范畴内，帕瓦罗蒂的晚年其实知音渐失，抱憾者甚众。他的身体和嗓音，都使歌剧院的经理们无法再向他敞开大门。唱片公司则无可奈何地一次次重新发行着他的老唱片。在他颓然去世的这个初秋，北京城里的掌声和票房，是预留给张学友的——他在丰台体育中心的演唱会因为票已售罄，而刚刚临时加出了第二场。

2005年深冬，帕瓦罗蒂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是他全球告别演出的一站，演出地点在首都体育馆。我对2001年的那个不忍之夜仍心有余悸，于是选择留守在电视机前。这离他最远的一次，也成了我看他最清楚的一次。他整场都坐在一把巨大的沙发椅上，因为吃力，而不得不把吟唱的风格由高亢饱满，改为细腻低回。然而这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

看着屏幕上这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垂垂老者，听着那努力想让听者满意却已失去了根基的声音，我想起了阿瑟·米勒在《推销员之死》里刻画的老威利。威利做的最后一次推销，是给自己买了生命保险，然后，为了荫及子嗣，而径直赴死。帕瓦罗蒂是个自始至终热爱生活的人，绘画、美酒和美食，与他肥硕的身躯互为因果。但他的艺术生命，却意外地因为偏离了本色，而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他后半生的“职业”一栏，其实更该填上“推销员”三个字——推销歌剧，推销意大利，推销自己。

推销员帕瓦罗蒂，让更多的大众与歌剧贴近了些，而他自己，却离真正的歌剧越来越远。那些在他生前不断称颂其推销之伟业的人，是在爱他，还是在害他？那些把老帕从歌剧院推向体育场的人，是在爱歌剧还是在害歌剧？这恐怕也是个谜。谜底，我们可以从身边很多类似的人和事的身上去寻找。

至于帕瓦罗蒂，今夜，他终于可以安睡了。他那因为演出质量欠佳而票房逐渐走向低迷，又因为票房低迷而促使其经纪人不断加演、以至于总也不见结束的告别演唱之旅，终于奏出了最后一个五味杂陈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