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对象失之于庞杂，表现手法失之于单一 —— 在这两个坑前，我们都早早地，就替张导捏着把汗呢。真是难为老谋子了。这个差使的难度，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了。有多少人替他捏着把汗，就有多少位总导演、主教练。

朱广沪率领的国足很难看地输给了泰国队，这位主教练的公信力，正以动车组的速度冲向新低，衬托出杜伊的国奥和多曼斯基的女足是那般美丽。张导则知趣地谢绝了戛纳的邀请，在京城一角闷头苦干。奥运的文化典礼没有热身赛，所以张导比朱导幸运，没有提前露怯之忧。这就更让广大人民群众紧张。选择了一个男人，就选择了一种生活，似乎也赌博式地选择了一个结果。

人紧张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拣起自己熟悉的把式，以藏拙取巧。《黄金甲》之后，张艺谋对团体操应该有所心得了。漓江和丽江的实景演出，则锤炼了用色彩列队的匠功。他还会像1980年代的他那样，展现出一种带有血性的男人般的创造力么？恐怕并不令人看好。就算老谋子余勇尚在，公众的审美包容力也宽不及街，恐怕也会莫衷一是，众口铄金。在实用主义的现实平台上，艺术家们总是因为责任在肩，而被束缚手臂。

这种被具体要求所激发、被过高期待所放大的紧张感，并不只在张导的世界里蔓延。在刘翔反复表达着对蝉联奥运金牌的渴望时，一年多以后那亿万人紧盯着的13秒钟，已蕴涵着巨大的公众心理风险。当媒体仍津津乐道于林丹和谢杏芳的时装照时，一向讲究体育嫁接文化的李永波同志，恐怕早已没心思附庸风雅，这小两口给咱整回两块奥运金牌，才是硬道理。当王家卫带着自己的好莱坞处女作，出现在戛纳影展的开幕典礼上时，公众更关心他能否摘奖而归，却懒得讨论这部电影是在重复一个旧的王家卫，还是展示一个新的王家卫。

相比之下，诺贝尔的物理、化学乃至经济学奖，就很沉得住气，不容易为一时的得失所紧张。那些领域的优秀创造，往往要默默经受几十年的考验之后，才被授予褒奖。新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算得上是那个队列里少有的异数了。时下，他正破天荒地站在本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委队列里，忙于和张曼玉做同事，给艺术家们评功论赏。从这个角度看，体育是最追求实用的艺术，艺术是最没有耐心的科学，科学则是最优雅从容的竞技。

竞技人未到，硝烟正惘然。北京的街头，开始出现这样的标语了——“迎接奥运，学好英语”，还算靠谱，为时不晚，但愿不要忘了德法俄日语等等；“决战奥运，严禁摆摊”，思维的跨度有点大，不决战奥运的时候可以摆摊吗？据说2007年是筹办奥运的“决战之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奥运决战岂止在赛场，所有北京人的肌肉群现在都绷紧了，所有的紧张感都正化作诸多合理或不合理的高标准、严要求，所有的小病小灾都变成了肌肉拉伤。

姚明的火箭队在季后赛里打得如此之软，朱广沪的国足坚守着毫无血性的保守战术，董方卓在曼联的前场形同梦游，吴鹏已经彻底放弃了战胜菲尔普斯的设想，丁俊晖只要一出手不顺就泪眼朦胧——奥运前一年，男人，意外地成为中国体育的稀缺品。按照竞技体育的规律，大战前夕的状态低迷，或许正是大战时崛起的必要铺垫。但按照文化心理的规律，阴差阳错般集体爆发的柔弱气质，则是因紧张感而生，又使紧张感倍增。

紧张，必然导致苛责。这种氛围下，诸事无一幸免。对陈晓旭的追思弥漫不散，猝然离世的林黛玉赢得了她本人并不一定在意的高调评价。其实这体现的，是公众对追风逐浪般闪烁于青萍之末的红楼选秀，正满怀深深的遗憾。朱军一声“家父”引来万般声讨，一腔道歉也无法削减“家父门”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其实这体现的，是N多观众对《艺术人生》日渐滑坡的担忧与不满。赵世忠追悼会上又拿起相机的牛群，仍没有摆脱在公众心中的尴尬形象。其实这体现的，是郭德纲乍起之后，人们依然对相声的出路怀揣彷徨。郭敬明的新书仍然不能免俗，不仅借暴露阴暗生活而出位，也再次陷入抄袭质疑。其实这体现的，是“80后”的一代写手们，仍未能真正在阅读人群的心中扎下实在的根。

大事在前，最缺的是雍容大气，而非剑拔弩张。陈晓旭之憾美，朱军之雅错，牛群之乱跳，郭敬明之伪盛，都客观存在着，也都被一种紧张而局促的氛围夸大着。无论是台前的姚明、林丹、刘翔，还是幕后的张艺谋、王家卫、李永波，被绑上了沉重的巨石，就很难做洒脱的巨人。

何必这么早就剑拔弩张。当选择成为一种赌博，期待也就成为一种折磨。当奔跑成为一个习惯，安卧也就成为一类异端。当放卫星成为体育竞技者和文化创造者的一份期望，放轻松，也就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