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8.15)
夏日俗趣很多，灭蚊路数不少。舒乙、孔庆东等文化名家，乐得给商业性质的初中作文速成班捧场，有点像大炮打蚊子，不利于贯彻落实“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结果是，大炮效率不高，蚊子怨声载道，用来打蚊子的大炮，反而被蚊子给蜇了。
大学，还有大学问家，躬身做文化启蒙，开门为小儿求解，本是那一个“学”字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这几门大炮，架得有点草率，既缺少自我衡量，也与作战目标不太匹配。不少人抨击该速成班之“天价”，其实这不是要害。价即便比天高，有人愿意买单，商业行为就可成交。关键是，大炮与蚊子，缘份堪比纸薄。一群被商情和人情过分纠缠的学者，虽有个人志趣的自由，却无意间做了浮躁学风的烘托者；一个被商业气息过分侵袭的校园，虽纷乱源自缠树的乱藤，却在拉杂藤蔓的干扰下扭曲了树的身姿。
小事一桩，但后来者足戒。
这边未名湖畔仍然争议不断，那边复旦楼前已经新意连连。花两万多元，职业女性就可在这里经240学时的国学洗礼，一跃成为“卓越女性”。常人与“卓越”的距离，原来如此具体。文化被具像到了这个地步，可谓亦喜亦忧。国学需要生命力，但它或许不需要变成商业性的显学。它每一次被明码标价，都要经历一次品质的跌价。它每打下一批卓越的蚊子，就会给自己的身躯增添一批先痒后痛的脓包。
债多了不愁，包多了不痒。如果大炮打不着蚊子，不是因为大炮火力不够，而是蚊子太狡猾。从春到夏到秋，郭敬明继续拒不道歉，却并不拒绝成为一家新注册文化企业的郭董事长。一个年轻写手的个人沉浮，其实算不得什么大事。倒是各界对郭氏行为的反应与评说，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曾经的炮轰，不可谓不猛烈；法院的判决，不可谓不清晰。但小巧的小郭似乎仍身轻如燕，呼扇着商业翅膀，继续翱翔在飘满粉丝的蓝天下。倒是那大炮们，不仅气喘如牛，好象也厌倦了连续做无效的开火，并任凭蚊子反咬过来。
事态还在继续，战果不容乐观。对一个抄袭者的群体性纵容，以及批评者渐已失去的批评韧劲，如果不被清醒的声音激发出清醒，恐怕就有望去参选2006年最令人遗憾的文化事件，并使抄袭成为抄袭者的通行证，使宽容成为宽容者的墓志铭。毫无疑问，对蚊子的宽容，将使宽容者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当然，蚊子们也有惶惶然的时候。看先锋戏剧导演杭程的戏，如果位列观众席前排，你真得戴上头盔，以防付出血的代价。去年其《新青年》一剧，从天上掉书，往观众席里扔西瓜；今年其《爱情秘方》一剧，舞台上方掉下的已是灯泡和板儿砖。戏剧的张力如果过分依靠这类现实主义装置来完成，一两次是探索，三五次则成局限。即便把大炮架上舞台，观众的情感仍如飘忽的蚊子纵队，你费多大的力气，只听炮声隆隆，赢得一场无以复加的热闹，却不见蚊子们细腻的情感闸门被这喧嚣击中，不见张力，只见张狂。
若论张狂，京城北四环边正拔地而起的鸟巢，其庞大的钢铁骨架，视觉上可算张狂之至了。但人们并不希望整整两年后的那个著名夏日，张艺谋和他的团队，在这举世瞩目之地架起硕大的炮管，一味地高举高打，一味地诱观者胡吃海塞，把中华文化里的鲍翅燕窝悉数端上，把清香宜人的白菜豆腐统统抛开。毕竟，文化的粗糙感正日渐褪去，一炮高浓缩的文化精品打过去，声势固然喜人，却不见得容易消化，不见得能命中那些个性多样、趣味多元的万千小蚊。
在这个时代里，高端如国学大家，亦不能任意挥洒学养之芳泽，需懂得敝帚自珍；低端如抄袭写手，亦需有一个知荣知耻的文化氛围，令其躲得了重炮轰击，却躲不了如芒在背。否则，吃腻了大餐的蚊子们，还得埋怨你这炮兵出身的大厨不擅调剂；侥幸存活的无良蚊蝇，还得继续视耻为荣，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