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环内的鞭炮解禁，是从除夕开始。但这两天，夜幕下的京城已是一片爆竹声了。“限放”执行得怎么样，市民的守法意识强不强，一听便知，谁也瞒不了谁。就像春运，想不说这个话题都不行，因为谁的身边都能随手找出俩仨春运路上的仓皇客。
隆冬时节，归家心切。这次，河南人没有遭遇莫名的调侃，河南人头顶上的那片天却落了个千夫所指。郑州一场雪，全国五日寒。四面八方的火车站里，都塞满了与大自然默默对峙的旅客。每个人的脑袋瓜里都在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为同一道难题求解：春运何时不仓皇？
老天爷别来捣乱，此为一解。但大自然的脾气我们还没摸透，恐怕就是摸透了，也奈何不得它。
加快建设铁路，此为二解。这既是一道发展的题目，也是一道改革的题目。“十一五”乃至更远，铁路领域的发展与改革有了规划、定了方向，但建设终有度，不可能靠铁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单方面提升，来迅速地实现对春运巨大需求的消解。
加强应急调度，此为三解。今年最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出现在北京西客站。大雪封路的几天里，铁道部和北京市下了大力气，站内站外虽难免纷乱局促，但未见旅客伤亡，已是万幸的结果。应对春运这样的高峰客流，应急与调度的提升潜力还很大，但终归是治标，搞得再好，也治不了本。
用价格杠杆调控，此为四解。春运票价的杠杆，曾引来不少争议。事实证明，它有作用，但作用有限。它能使客流趋向均匀，但无法从整体上撼动春运市场上的供需态势。
让部分人留下过年，此为五解。这是个有创造性的主意，在一些大城市的民工和学生群体里也露过点有限的苗头，但留下纵有千般好，不抵回家一念强。春节回家，无论你是博士还是保姆，都是兑现社会角色的一种必要方式，强扭不得。
“解”已很多了，再写下去，就“家有九凤”了。“解”多，说明春运一发动全身。经济学家们爱研究生产力布局，其实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人的布局。构建和谐社会，这两个问题要绑在一起研究。
人于春运中之仓皇，勾勒出布局的畸形，反映出来的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先说学生。这些孩子们的春运旅程，节前的起点是学校，节后的终点也是学校。显然，我国现有的大专院校在几个大城市过于密集地存在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可能完全均衡，甚至根据教育的自身规律，还需要一定程度的群居。但群居程度，要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渐在集中与分散之间动态地求得最佳平衡。这个平衡，既要考虑教育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要考虑教育中的人、财、物和知识流，与社会其他重要资源之间的配比。什么是和谐？这就是其一。过去我们没考虑，今后不妨多想想。
再说民工。春运期间的民工流有两个特点，一是路途长，二是流向趋同。路途长，就使得他们对火车的依赖过大，公路、水运等方式的分流作用不明显。流向趋同，就使得民工动辄成潮，运动的方向与时间都高度重合，使客流过于集中。
民工作为个体，也有趋利的本能。所谓“利”，对他们来说就是来年的工作岗位。显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劳务岗位相对集中于若干大城市和三角洲地区。它们多在东部沿海，而民工的主要来源地是中西部省区。如果我国把最发达的城市和东部沿海最主要的工业密集区看作一极，民工们要回的那个家所在的乡村看作另一极，那么春运背后的喜与忧便可一目了然——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不必留在与土地紧紧相依的一极；忧的是，在两极之间缺少起着分流、过渡和承接作用的平台。用陈导和张导的电影好有一比：因为在两极中间的广阔空间里“无极”，所以民工们才总是要“千里走单骑”。
这中间的“极”，靠什么形成呢？
一是靠地区内中心城市的发展。我们的眼睛不能老盯着四大直辖市，以及广州、武汉、南京、西安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打开中国地图，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名气没这些城市大，但地理位置又居于特大城市之间，与周围大城市的距离大致在几百公里左右的地区级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现在更多地不过是民工们从村镇到特大城市之间的一个交通中转站。今后，让这些城市加快地发展起来，是把一部分民工留在离自己的村子不过几百公里范围内、而又能找到适当工作岗位的好办法。
二是靠产业的梯度转移。打开中国的经济地图，沿海三角洲地区的生产力正逐步向中西部作梯度转移。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律使然，也是区域间更趋向均衡发展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布局的变化，人的布局必然随之而动。如果我们一定要预测一下几年后、十几年后的春运潮是个什么样子，先得参考一下全国乃至各省区市对生产力布局的考量。产业集群聚集地向中西部的逐步移动，将使对民工这类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极”呈现分散化、多样化和内地化。
城市的发展和产业的转移，是事关一国发展之大事，并不是只为了疏解春运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春运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既要有在春运本身各个环节上多下工夫的紧迫感，也要有足够的耐心，让这个时代整体发展的脚步，一点点把仓皇和尴尬化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