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总等父辈们

    杨永生先生的离去，令许多人悲伤。这些天来，我一直头脑昏沉。从深圳到北京再到沈阳，思绪始终无法梳理清楚。哀伤并非只有泪水，更多时候，则是一片空茫。生死之于人究竟需要怎样的解读？

三年前，我的老父亲在八十二岁时告别人世，东北的深秋让我悲恸彻骨；两年前，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前任领导也在八十几数高龄仙逝，前天捧到他的子女为其出版的怀念文集，其中有我写的文章《文学甲子》，面对他６０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下笔艰难。因为太熟悉，太想好好写了，越是熟悉的人，就越难写好。

    现在，面对杨永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建筑界老总编，我陷入了同样沉重的书写尴尬。

我与建筑界的缘分与杨总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啻是数次应邀参加他组织的建筑界会议；也不仅因为我们俩人在闲聊中创意的《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还有他在退休多年后，还为我编辑了《追逐建筑》这部书在建筑工业出版社付梓。6年前的事情就像昨天。他认真编校我的文字，甚至为纠正一句话打来长途电话。他还为书中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图片。他分文不取干着编辑活儿， 像一位亲人，更像一位师长。我以最质朴简单的方式邀他吃了一顿饭。那天，他穿着肥大的白色老头衫，高大白胖，肤色光滑白嫩，像个精致的面塑巨人。他说心脏不好。他喜吃甜食，爱喝啤酒。

    三年后，我在深圳体验生活，写一部钢琴与建筑的纪实长卷《城市．大演奏厅》，这部书也得到杨总的支持，他为我推介了深圳方面的建筑大师陈世民和孟建民，还有汤桦等人。之后，我又因撰写建筑界一位名人的传记而与杨总增多了接触，在我又一次登门采访他时，我惊呆了。几年不见，那个白胖如面塑的巨人就像瞬间被蒸发干了浑身的水分，枯骨若柴地坐在书房的转椅上。他极像晚年的夏衍。脸是长的，眼睛变细，戴着深色的深度眼镜。他的谈吐还是那么自如畅达，时不时地会将脚踩在椅面上。他随性摇晃着坐椅，有点优哉感。这是他的天性，率性，亦是他的生命典籍中可供解读的细部。

杨总仍然潇洒，尽管他已病入膏肓。

    他对疾病持有潇洒态度，他一幅蛮不在乎的样子。体重虽然锐减，但智商不减，工作热情和责任感不减。除了口述两部大作之外，他还在百忙中义务审读稿子，几十万字的书稿三天看完。人家给他报酬，他坚辞不收，但烟嘛，他告诉人家送两条可以。他喜欢抽烟，前些年喜欢抽三五牌，这几年爱抽大中华。他甚至会叮嘱人家别买假烟。

   杨总与钟华楠先生和潘祖尧先生都是好友。他们都对杨总充满敬意，都曾希望在经济上帮助他。但是，在金钱面前，杨总表现得很大气，也很执拗，令海内外朋友竖大拇指。他还是那话：给烟抽可以，钱的不要。真潇洒。

    很难忘记那年在哈尔滨开会时，我们看到索菲亚大教堂成了自由乱市上的一个仓库，里面堆满破旧家俱。这要是万一失火，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发动与会的建筑师们给市长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张开济大师。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假如当初没有这封信，索菲亚大教堂的命运真的未卜且凶多吉少。

    他热爱自己家乡，热爱建筑，他像他那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将这种爱博大着，崇高着，执著着。即便在他患病期间，他仍然以独特的方式关爱着我们这个国家。他仍然爱管“闲事”，那种闲事一定是大事！他对城市建设对于经济适用房的见解可谓鞭辟入理，那是智者的眼光。为了将他的观点发挥作用，他为参加两会的一位代表撰写提案，他的思想与挚爱经与会这位代表讲出来,引起了全场赞叹，并经多家媒体传播，达到了他的目的。谈到这里时，他脸上荡起欣然的微笑。

    老人大都爱讲话，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嘛！但凡细察，爱讲话的老人大多是因为活得不如意，话中多为抱怨或悲愤渲泄，因而，大多罗索絮叨，而一再重复的话，是因生活细流中多年被淤积的压抑。而杨总则不然。听他晚年的谈话，他有悲情也有无奈，但他绝没有抱怨，他从未怨天忧人，从不庸人自扰。他的思维，是大的忧患，有那种“先天下之忧”或“自乐”的味道。即使谈及个人的问题，他说假如他想发财，那机会还是很多的，人家送上门来几千万拉他下海做事情，他都不下（那是很轻松赚钱的生意）。他说的时候，绝不是惋惜追悔的口吻，而是以潇洒的口气与智性的眯缝，像讲一件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很超迈。如果说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东北男人骨子里喜欢炫耀什么的话，那么他所炫耀的也绝不是个人的一孔之见，或一得之利，倒总是与不同时代的国家命运连在一起，就像他的《腼述》一书，生怕我误读，在几乎说不出话的时刻，还在给我强调他为什么要写父亲，写家族中那些琐事一样。他是大视角的讲述人，是一个小人物对大时代的参与和感悟。这些东西留给后人，他坚信会有意义。杨总是一个能够站在历史文化的高点上讲述的人。

    熟悉杨总的人，大概不难认知他的特点。一位名记者谈到杨永生时，慨然道：“杨总特像央视前些年挺火的那个话说长江的人。也是那么一头卷发，银光闪亮，很有风度，很潇洒。”

    跟杨总聊天，是一种享受。既能获得知识，更能获得愉悦。有时匆忙路过北京，即使不去见他，也会给他打个电话。即使在他仙逝的前三天，我还与他通了电话。此前，每次我给他家中打通电话时，都是由他接听，只有很少的时候，是他老伴先拿起电话，一听找杨总，便立刻将电话交由杨总。但这一次，她老伴的声音有些迟疑，她说他病了，似乎不能接听电话，但是，杨总那边听说是我来的电话，还是接听了。

    他头一句话就对我说，他没有力气说话了。这是我认识他二十多年来，头一次感觉到他那一向酣畅淋漓的谈吐如江水到了枯涸季节。我说我刚看完《腼述》，写得真亲切，非常真实，好读。尤其写到小时候哈尔滨的生活，写到他的家族那一部分，像读小说的感觉。对父亲对祖父都描述得生动亲切，令人难忘。

    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事吗？我就是要留给后人看看，我们是怎样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他关注和强调的仍然是大的责任感。

    该做的，他都做了，该说的，他都说了，他以一个智者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腼述》和《建筑圈里人与事》。他撒手而去时，没有遗憾。出殡那天，北京方面的朋友转述了当时情景，在医院里，一个不大的空间……

想想这些年，我与杨总的私交也都是“公交”，都是与建筑方面的事情相关。他等于把我引入了建筑界的写作。如今，我仍在写建筑界的人和事，仍然需要查找资料，仍然需要有人帮助，但是，杨总已经不在了。此前，他在给我提供的袁镜身院长文集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是标明袁镜身院长某年某月因第二次脑溢血发作而亡。那是一排刺目的红字。现在，我捧在手里的《腼述》，素白封面，白雪一样绵软，而那排红字便如血一样流淌开来……

    大气，这两个字是我送给他的。无论身强体壮的时光，抑或病如膏肓的日子，他都给我留下了这种大气的认知！在这个“无利不起早”的时代，他不喜欢程式化的繁文缛节，不苟且，不自私，不贪婪，无论色欲或官欲，他都不贪，一派从容不迫！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杨永生先生以来，就认知了他的本色，像他多年不变的性格与气质：意气风发，风度翩翩，谈笑间大有“强掳灰飞烟灭”之感。他是《建筑师》杂志的总编，但他在组织众多建筑界与文学界的大腕们会议时，他的气度与风彩，远非一个杂志的负责人可以涵盖的。他有着呼风唤雨的能力，有钱人听他的，有地位的人听他的，有资历才华的人，统统被拢在了他的麾下。他找到的钱统统用于会议开销上，自己不赚一分钱，他却乐此不疲。那是一种怎样的洒脱和大气！

    他主办的杂志以书号代刊号，走新华书店发行渠道。这种“曲线”般的刊物不如《建筑学报》来得正宗，却引起众多热爱建筑艺术的人们的青睐。那是一杆大旗，迎风而立，分外醒目；那也是一棵梧桐树，引来了诸多金凤凰！得高望重的建筑大家从这里走过，一代年轻骄子在这里硬了翅膀。我也是当过主编的人（文学期刊），深知办杂志就是办主编的道理。《建筑师》杂志的风彩与杨总的风彩在那个时代一同绽放光彩！

    退休后，他虽然不办杂志了，但他仍然在做他的编辑本行。他一直在抢救，在为中国的建筑而抢救！上一代的建筑大家，在他的抢救之下活出了好多著作，那是他深以为荣的事情。他为此鞠躬尽瘁，从未停歇过。

    然而，现在，他终于停歇了。一个大气的人，悄然远离了我们。作家张炜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时，深情回味前后两次去美国一个小镇的印象。十四年来没有任何变化，那里住过爱默生和梭罗。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变化太快，总是在打造风景，可天空很低，再加烟雾就更低了……

    天空很低，总让人感觉压抑。但进入秋天了，沈阳的天空，好像一下子就变得高远辽阔起来。在清澈的蔚蓝之中，各种形状的云朵相拥而至，有人的形状，有动物的轮廓，在强烈的光线中呈现出松软的洁白。2000年时，我曾在西藏看到过神奇的云。那是去往日喀则的途中，车行峡谷中时，突然发现天空出现一片人形的云阵，一个个立体感的人在蓬松中有序地站立着，排列着，有的像巴尔扎克，有的像蓄着大胡子的恩格斯，有的像罗丹的《思想者》，还有高鼻梁的雨果、歌德们，他们个个在西藏这条天空被富予了形体。他们缓慢流动着。有人说过，人的灵魂呈气体状，重量大约零点几克。大概跟云的重量差不多吧。

    十多年过去，那片神奇的云阵依然深刻铭记，一直想写篇文章诸如《西藏的云》之类，却一直感觉笔拙词穷。生命的神奇，天空的云朵的神奇，还有我的父亲火化那天(三年前的农历8月10日)，丽日晴空中，突现的太阳和月亮并存的奇观，令我弗解且久久震撼。还有两天，就是父亲的三周年祭日。那一天，我们家乡的天空还会这么高这么蓝吗？还会有这些灵性的白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