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在他的笔记《陔余丛考》中考证，上元、中元与下元三节，即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是道教天、地、水三官的生日。道家认为，天气主生，木为生候，候天气，面对春天；地气主成，土为金候，候地气，面对秋天；水气主化，水为化候，候水气，面对冬天。此三官，分别面对三季，作用于三界：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紫微大帝称天官，清虚大帝称地官，洞阴大帝称水官。赵翼认为，三官之称出自东汉道教第一代天师张陵（即张道陵，？—156）或第二代天师，张陵的儿子张衡（？—179）。三元之称则是北魏寇谦之（365—448）在三官说基础上的发展。

赵翼说，三元之说形成于北魏，因为孝文帝在给太皇太后治丧的诏令中，已经用“三元”。从三官到三元，元为首，是开端，也是道之根本，所谓“人能守元，元则守之；人不守元，元则舍之”。由此，确立三元，道家就有了“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的结论。但此时，三元是否已经成节了呢？显然没有。孝文帝死于499年，他死后第二年，宗懔（约500—约563）出生，现在留存，宗懔所写的《荆楚岁时记》中， 正月十五并没有有关上元祀天官的记载，其时的民俗只有祭门神与迎厕神紫姑说。三元成节的年代，赵翼引《册府元龟》，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明确有诏书，称尊从道家三元科戒，以后每年三元，从十三到十五为斋日，各禁屠三天。

在赵翼之前，北宋高承（生卒年不详）的《事物纪原》中考证认为，皇帝登上城楼观灯的习俗始于唐睿宗——据《唐书·严挺之传》：“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请燃百千灯，因弛门禁，帝御延熹、安福门纵观。此天子御楼观灯之始也。”睿宗先天二年（713），玄宗李隆基已经登基，睿宗李旦已是太上皇。《资治通鉴》也有记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燃灯成为盛会，配以盛宴、伎乐，夜以继日地狂欢。严挺之当初是中书令下的一个谏官，他由此上疏称：“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圣德美风化也。”张鷟《朝野佥载》中记录的，“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望之如花树。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就是这一年事。

 正月十五燃灯可能是佛教庆典仪式的移植。唐崔液（？—712）有诗：“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看来，那灯轮是法轮。《事物纪原》中北宋赞宁（930—1001）撰《大宋僧史略》引汉《法本传》的说法，说西域此日为“大神变日”，燃灯是为彰明佛法，与崔液这首诗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法本传》是本什么书？不清楚，“大神变日”的典故也就无法考证。但唐朝徐坚（659—729）等撰的《初学记》中，提供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东汉时已流传的《涅槃经》的两条记载。《大唐西域记》中记：“摩喝陀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古诗曰：‘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鹑火中即正月望也。”摩喝陀是古印度古国，鹑火是星座，南方朱鸟七宿的中间三个星座称为“鹑火”。《涅槃经》中记：“如来阇维讫，收舍利罂于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阇维是梵语，即死后焚化，这是说，如来焚化后，舍利装在一个腹大口小的瓶子里放在金床上，天上人间都散花奏乐，绕城步步为灯。由此看，燃灯、散花、奏乐都与纪念如来、弘扬佛法有关。但如来的圆寂日显然不是正月十五。

《事物纪原》考证认为，汉明帝始在正月十五燃灯。汉明帝刘庄，在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死后即位，当了19年皇帝。历史记载，永平七年（公元64年），刘庄曾派人去天竺求佛，永平十年回到本土，带回两位天竺高僧，随后修建了白马寺。燃灯仪式或许就是这两位高僧引进的？但徐坚等的《初学记》中推测，也有可能是汉武帝祀太一烧火祭天仪式的移植。太一是北极神之别名，南朝梁沈约有诗“华盖拂紫微，勾陈绕太一”。《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是听从当时方士谬忌的奏请，才专门构筑了太一坛祀太一神，通宵烧火祭天。此乃周朝遗留的古祭形式—“功业已就，天下已顺，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

   至于元宵这种具体食品，肯定出现于北宋之后。在北宋孟元老（生卒年不详）南渡后追忆汴京盛况的《东京梦华录》和南宋周密（1232—1298）的《武林旧事》中，都出现了“圆子”。值得注意的是，《东京梦华录》称为“科头圆子”，与“菩提叶”排列在一起。《武林旧事》中则说，“节食所尚，则乳糖圆子、槌（改食旁）泊（改食旁）、科斗粉、豉汤、水晶烩（改月旁）、韭饼及南北珍果”等。科斗或科头究竟是什么呢？圆子与道教、佛教有没有关系呢？—应该是没有。但如果硬要联系，圆子的圆也可理解为天之象征——天圆地方，其中的馅料正为体现圆满与圆融，而佛教的《楞严经》中说：“如来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