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两条留言,很被触动。一条是杭州读者,为周刊操作的不易,表达出宽容,我很感激。如果媒体同人,应该能感知操作者的甘苦。既是正式出版物,要在许可范围内说话,这话说成怎样都需清醒判断把握,这是一难。既是市场决定一切,发行量就只能上升不能下降,下降就会影响广告,广告不足,编辑部就没有足够成本投入运行,这是二难。发行量当然靠质量作保证,但全国那么大市场,可谓众口难调,要大家都喜欢显然不可能,只能做到这部分这部分人喜欢,那部分那部分人喜欢,这是三难。又要保证不出问题,又要保证每年利润增长;又要保证一个刊物有自己的声音,又要尽可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是从我自己角度的甘苦,是心累。
对编辑、记者而言,是在一周时间内采访、撰稿的紧张。时间紧迫,想做到从容其实是不可能。选题确定,飞出去;想方设法找材料,采访;所谓世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加上做稿子过程中的紧张,每人的发挥都会受影响。读者有反映我们今年封面故事太软,但是每周没有坚硬的选题,或者有坚硬选题我们不能做,那怎么办?每期封面故事做完,我们其实都有反思,都会叹息为什么没有做好。但事后看总是清晰,操作时其实却做不到——每个人确实不是机器,在执行时总是要打折扣。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不是想把文章写好就一定能写好的,可能有各种各样写不好的因素。
我多次说这些,只是希望读者能体谅我们,见到这样的体谅我真感到温暖。当然,这不是我们做不好刊物的理由,希望你们能看到我们的诚意——我们确实每一期都是在一周之内作尽可能最大的努力。
另一条留言,是从不容易的角度,也看到上期我们所做《凯歌老了》中陈导的不容易。这使我反思的是,我们在叹自己苦经时,也确实没有在讨论陈凯歌这个文化现象时,能以一种宽容,多想别人的难处。挑毛病、批评总是容易的,建设总要难得多。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往往也会以自己的判断来陷入批判,在批判中往往就缺失了宽容。一本刊物应该要有锐利,但这锐利如何更多考虑宽容与设身处地的建设性,这是以后要竭力去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