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界另一个我所崇敬者则是上海的吕其明,遗憾至今未见过他,但他的音乐,一直是那样深地感动着我,从《红旗颂》到电影《红日》与《渡江侦察记》交响组曲。我曾经与我的朋友,当年一起创办《爱乐》,现在保利文化公司任总经理的李南商议,应专场做一次吕先生的音乐会。他的音乐中有崇高与激动人心,就如《红色娘子军》中最后的“常青就义”。
1964与1965年其实诞生了许多有艺术容量的好作品,那是文革之前的小阳春,电影中最好的就是《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
我一直觉得,革命文化是我们的一种不可抹杀的文化财富,比如这些作品,它们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那个时代中今天特别值得怀恋的浪漫。也许比起今天的实用主义,革命中有更多绚丽的浪漫,那是我们的文化中能沉淀下来不被磨失的那一部分。艺术是可以超越政治含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尊重艺术的精神,则丰厚的文化积累会因不同政治阶段的需求而不断抹杀,那才是一件可悲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