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邮递员》掩卷长叹，心头浮出八个字：一个故事，起伏跌宕。这是个不好写的故事，弄不好，简直会写到愚蠢的地方去，但作家却总在河岸这边，牢牢守住人心二字。哪怕是革命者，他也有心，不仅有从心中生出的信仰，更有属于心，这个生物体所必备的骄傲，敏感，爱怜，脆弱，与奋争。谁天生就是革命者？炮火隆隆，尸横遍野，人微小如沙粒，何以从胸膛里就迸发出股不要命的劲？小说交代得缓慢，节制。虽然某些情节的处理上有些疙瘩，但整体，如行云流水，跌宕而下。
　　这篇小说表面上套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传奇类型的外衣，讲述了一个邮递员成长为革命者的经历，以及围绕着他而衍生出的各种人物及他们的命运。几乎每个人物都被逼到绝境，都面临是或否的选择。这种纸上的对决，让读者不得不将日常生活的琐碎庸常全部抛下，而进入到那个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地点，眼睁睁看完这场浓缩的悲欢离合。在古典小说中，这种手法是惯常所用的，当西方现代小说浩荡而来时，小说家们对因情节的过分营造而造成人物脸谱化倾向的弊端万分痛恨，以至于在有的小说中，情节被严重淡化。但到了畀愚，却得到了巧妙的处理，有情节，亦有人物。
　　畀愚此前有个中篇小说叫《胭脂》，写的是旧时代的爱情故事，笔法亦很现代，令我印象深刻，记住了这个奇怪的名字，并感觉他对女人的把握较之很多男作家，略胜一筹。果然，《邮递员》中，比邮递员更出彩的，是苏丽娜。她的生命里出现了三个男人：怀着策反目的嫁给了军人丈夫，和貌似汉奸的丈夫的朋友同居，及因命运流转，居然，和那个不起眼，小自己八岁的邮递员结婚，其命运的大开大合，完全出人意料。尤其，作家设计了几场男女主人公见面的场景：少年面对慵懒而淡漠的成熟女人，西装男在百乐门面对舞女，旗袍女面对肮脏的卖烟人。同一对男女，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其迅速更迭的面孔，怎一个身不由己，而正是在这种巨浪般的翻滚中，个体的人如夜空里的烛火，生出了不愿随波逐流的愿望，生出了人即为人，便要活得更好，不仅为自己，还为子孙后代的愿望。正是这个愿望垫底，让这个故事有高峰，有谷底，有紧张到屏息处（除奸队正在行动，女战士咬碎口中那粒毒丸），也有缓和如斜塘镇，母亲默然期许儿子带来满面风尘的女人，并准许他们结婚，这一切交织成网，将一个少年成长为革命者的历程填塞得饱满动人。
　　　但其实，这篇小说的骨子里极现代，其叙述故事的语调，早已不是传统说书人的线性化表达（一个人人物从一开始就好，好到最后），更不是庸常所谓现实主义的手法（高大全的人物总是舍小家保大家，抛弃小家时又那么得干脆果决），而充满现代风格，充满人性考量，充满质疑，试探，审度，在修辞上亦不过度，不放纵，而只从微观细节中透露出作家的情感趋向和价值判断，令整个叙述节制，典雅。女人苏丽娜对日本人的态度“不是讨厌，是恨。”，她身旁的男人，正干着汉奸勾当，“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之后，居然对日本人介绍说，“这是我的未婚妻。”那一刻，读者已明白，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汉奸。软弱的男人软到不敢杀鸡，绝望的女人身凉如水，而时间和命运，却将这样不起眼，几乎看见就可以忘记的男女，塑造成舍生忘死的地下情报人员。最神奇的一笔，是将女人送出上海的那个人，居然，又是最终抓她的那人，人性之复杂，简直如万花筒，摇一摇，变一变，此一时，彼一时。
　　没有一个人物如表面所呈现的那么简单，也没有一个人物，总是那么肯定，绝不犹豫，彷徨，甚至坚定如布朗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员，都在顾不上祈祷的状态下，奋力跳窗自杀。在上帝那里，他得到的是惩罚还是永生？如何界定这种游走在边界的人的行为？当他们仅仅被定性为自杀者、舞女、汉奸、邮递员时，他们的人生难道就被这些称谓全部囊括了吗？女人苏丽娜说，那么多人死了，而我们活着，这就够了。当作家顿悟到正是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交织混杂，共同塑造出人物和他所面对的生活时，下笔时，少了轻薄的道德审判，而更多神情的关注，并最终，让这个貌似传奇的故事变得不仅可能，而且，可信。
　　《邮递员》似乎预示着一种小说写作的一种可能性：将中国古典小说的脉络延续下来，并在其中注入现代精神，既可将故事讲得好，又不会因照顾情节而削弱人物的复杂性。若一味将略萨、科塔萨尔、麦克尤恩、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硬套过来，当然不错，但到底少了中国底蕴，倒不如汲他们的精神之水，再浇注到中国叙事这棵老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