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张芸叟《木居士诗序》：“耒阳县北，沿流二三十里鳌口寺，即退之所题木居士在焉。元丰初，以祷旱不应，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韩愈遇赦，自阳山至郴州待命后赴衡州，途径耒阳鳌口寺，写下了《题木居士二首》以后，有关“木居士”的思辨一直在延续。

       宋人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说：“苏子曕在黄州时闻而喜曰：‘木居士之诛，固已晚矣，间乃有此明眼人乎？过丹霞远矣。’”说的是苏轼认为这位县令明眼人，比唐朝烧佛像取暖的丹霞禅师更胜一筹。但按照苏轼的佛学造诣，他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很值得怀疑的。叶梦得又说：“张芸叟谪郴州过，诗以题于壁曰：‘波穿水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有孙枝。’”“木居士”像子传孙那样，毁了又有新的出现，有其存在的理由。“至元丰初犹存，远近祈祷祭祀未尝辍。一日，邑中旱久不雨，县令力祷无验，怒伐而焚之，一邑争救不听。”这位县令是经过祈祷祭祀，愤于没能如愿，这才不顾“一邑争救”，把“木居士”烧了。无奈“邑人念之终不己，后有主寺亊者，复以木仿其像再刻之，岁仍以祀。或曰：‘寺规其祭亨之余，以不能废。’”所以主寺亊的僧人道符，重新雕刻了一尊，供人继续祈祷祭祀。

      叶梦得继续说：“余闻蜀人言，陈子昻，阆州人。祠子昂，有拾遗庙，讹为十姨。不知何时遂更庙貎，为妇人装饰甚严，有祷亦或验。利之所在，茍可得豚肩巵酒，子昂且屈为妇人，勉应之不辞，新木居士亦何为不可为乎？”祭祀是否应验，具有偶然性，有所祭祀，与祭祀谁关系也不大。如果说，古希腊人在艺术和美的幻觉中，使没有希望的人生也变得值得一过的话，那么，不要以为迷信完全出于愚昧，因为其中包含着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某种不屈、不满的精神。陈子昂对底层民众来说是有隔膜的，因此变成陈十姨（拾遗）也是自然的。

      科举制下的读书人大拜孔子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他们都有什么所谓“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首先吸引他们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学而优则仕。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跟班们悄悄祭祀的“钟三郎”，其实却是中山狼。韩愈所说“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设像求富因人而异，跟班们不可能学而优则仕，他们也不会相信那些老爷们，不会欺负自己。

      韩愈的诗说：“为神讵比沟中断，遇赏还同爨下馀。朽蠹不胜刀锯力，匠人虽巧欲何如。”这是用了《庄子》：“百年之木，破为牺尊，比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和后汉“蔡邕在吴，有烧桐以爨者，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裁为琴”的典故。沟壑中木做了牺尊成了美器；桐木经蔡邕之手，变成了著名的“焦尾琴”，身价地位自然不同于前。“木居士”虽然“朽蠹不胜刀锯力，匠人虽巧欲何如”，未经什么雕刻，无奈它“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已经具有被供奉的形象，有了“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的资格，原因就在于世事不能“天年俱自遂”，总有些难以实现的不如意。唐末罗隐的《题木居士庙诗》：“此中枯木似人形......四时黍稷荐惟馨，南朝庾信无因赋，牢落祠前水气腥。“他感叹南朝庾信《枯树赋》以树喻人，而无缘论及神像的意义。

       说韩愈“作此诗，疑自有意。其谓便有无穷求福人，盖当时固以尸祝之矣。”这是废话，“国之大事，唯戎与祀”自古就是基本国策，除了权势者通过掌握祈祷祭祀的主导权，彰显其高人一等的地位，人们也通过祈祷祭祀，寄托某种虚幻中的企盼和安慰，所以《红楼梦》有警幻仙姑对宝玉说：“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渡迷津，需要木居士掌柁的木筏，就是有所企盼和安慰。

     排斥佛道的韩愈在《处州孔子庙碑附诗》中说：“像图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仪，俾不或忘。”孔子像他也是要祭拜的，虽然孔子的理想，是当时就已经破产了的周公之道。然而“当日老翁终不免”，称自己“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要维护从神话传说历史化了的尧舜，一直道孔孟的“道统”，与祈祷祭拜“木居士”的底层民众的企盼和安慰的目的不同而已。苏轼临终时，这维琳方丈要他“勿忘西方”，钱世雄对他说：“固先生平生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的回答是：“着力即差。”着力，难免有不自然处。

丹霞禅师已经经过努力，参透缘起性空的道理，于是在他眼里，佛像与取暖的木柴没啥区别。这并不是说他已经没有企盼和安慰，而是他的企盼和安慰，在于“自觉觉他”的自在、自然的行为，已经无需刻意而为。

原载《人间福报》202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