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接受《商务周刊》的采访，我提到一些有关海归的想法和我的一些经历。作为一个海归，我的经历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我的多元化经历。我曾在中外政府做过官员，在多家跨国公司做过主管，我自己也创过业，做过教授，在各方面有很多的收获。但我认为光自己有发展还不行。我从小就有一个理想，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发展。 现在我更关注我们社会的进步。这些年来，我把一些精力放到了社会工作上，也为海归群体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包括在为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做一些工作。我还抽一些时间做学术和研究工作，我已经写了6本书，在好几所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涉足的领域很多，从政府到商界、到学者、到社会公共事务等。我喜欢人生多元化，而在人生领域不同的阶段我都喜欢做更多的创新。

      我觉得多元化是２１世纪国际人才的新特征，新趋势。以前我们受的是苏联式的专科教育，培养的是“专才”，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时代，任何知识5年10年都要更新换代。这样的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我读的是MBA，MBA培养的就是复合型人才。海归作为和国际化接轨最前端的人才，当然应该最先顺应这样的潮流。我身体力行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希望我的多元化经历能够为年轻人有一些借鉴。

     和其他很多海归不同，我现在有很多精力放在社会工作上。我现阶段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尝试把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这个工作现在做的人还不是很多，需要创新。我觉得做企业有意义，做社会工程更有意义。2002年，我参与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由教育部公派的，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的出国人员中，有95%以上都是自费留学，现在每年都达到10万人，很多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行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群体。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是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也有自己的诉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有一个平台和网络来进行业务和情感的交流、切磋。我们发现这是一块很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商会。3年来，商会为海归创建了组织、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建立了海外校友会联谊活动，并且成为众多国际商会最看重的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发展了近2000名会员，为国家凝聚了一大批人才，成为中国最活跃的民间团体之一。

    商会的工作还不止于此。最近，我们在商会又创办了２００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更多的是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委员会凝聚了大批有思想的海归，包括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赵民、王维嘉等。委员会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争取成为中国社会崛起的一个智库。这对商会来说，是提升商会品质的一个重要步骤，使商会的作用从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为政府建言献策，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近代史上海归曾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在中国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海归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的崛起已经不容置疑，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中，有一多半是海归创办的，海归在高科技领域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海归在社会范畴、公共政策、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还相对薄弱。但随着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的成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工程、商务工程转到社会工程、人文工程上来，而且这些软件工程的意义绝不亚于那些硬件工程，这是一个现代成熟社会所必需的要素。

    我很看好海归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具备国际化、知识化的优势，他们熟知市场经济，掌握现代化技能。他们了解国际游戏规则，又掌握国内发展情况，有着海内外广泛的人脉网络，这种国内外优势一旦对接起来，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能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网络。海归是个后发优势强劲的群体，中国越国际化，他们的优势将越明显。日本、韩国和港澳地区之所以发展快，很大原因是国际化人才多，香港才６００多万人，但光有海外工作和海外教育经历的人就有近100万。

    前一阵人们说海归变海待，但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才过剩的地步，中国大学生才占总人口的5%，而欧美是50%以上。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要５０万熟悉国际运作的人才，而现在这样的人才只有５千人。主要问题是人才使用的结构不合理和大批的海归还在海外。海归现在进入最多的还是外企，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海归到国企、民企和政府中来。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海归也应该把眼光投向温州、宁波、珠海、杭州、大连、青岛这类出口发动机型城市，以及内地的大城市，海归也应虚心向国内的优秀人才学习。海归是中国走向全球化时代最好的桥梁与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