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民：对。人们的阅读习惯也由此发生了改变，特别是浏览新闻的途径发生了位移。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那种传媒结构，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就被改变了。不仅仅是纸媒体，传统的广播、电视，可能奥运会之后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受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类数字媒体的严重冲击。这种变局还在进行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说是媒体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一场革命，也可以说对旧有的传媒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一种颠覆。

　　由于这种变局，于是进入了重构。重构的进程已经开始。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媒体开始进行战略转型，二是新兴媒体不断发生新的裂变，三是各类媒体逐渐走向大融合的局面。概括地说，就是三个词：转型，裂变，融合。传媒业的重构，主要是这样三个趋向。转型是对传统媒体而言，括传统媒体市场的重新整合，资源深度的开发，也包括向数字报业、数字出版进军，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的战略转型的过程。裂变是就新兴的数字媒体而言。这几年一直在发生裂变，而且裂变的周期越来越短，基本接近于“摩尔定律”的18个月。继门户网站成功之后，WEB2.0、WEB3.O接着出现了，手机短信风行之后，手机网络很快出现了，然后被喻老师称为的各种“微内容”出现了，个人媒体已经蔚为大观，裂变的结果使媒体内容生产越来越民间化、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个人化，形成海量的个人信息。融合是就各类媒体而言。各类媒体其实是自然联结的历史性发展链条，也是规模化经营的产业集群。但过去我们人为地把它割裂开了，报纸就是报纸，广播就是广播，图书就是图书，电影就是电影，电视台就是电视台，办报的不能出书，出书的不能办报，广播的不准办报，办报的更不许染指广电，等，我们没有一个大传媒的概念，而实际上，传媒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产业。

　　喻国明：国外就叫“大媒体”概念。

　　吴海民：大媒体产业，源头是一致的，都是内容；落脚点也是一致的，都是受众。只是中间有不同的渠道而已。如果我们能把它们整合起来，就可以使内容多次使用，通过重复使用不断增值，也可以通过整合发挥更大的集群效应。

　　喻国明：我很同意，前两天我还在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会上讲过，我说现在图书出版之所以在中国消费的相对比较有限，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读书，而是我觉得有很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图书出版的代价太大了。一本书动辄三四十块钱，跟其他的报纸、杂志相比，实在是太奢侈的东西。一本书我觉得也很大的浪费，一个作者写一本书，大量的读书都是发行两千册、三千册，超过一万册的很少。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其实互联网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你能不能一本书就卖一块钱，你愿意买，为什么？连盗版都没有价值了，只要拿五毛钱发条短信就可以买到这本书正本的内容。可是问题是，如果著作权出版的话，除了编辑的努力、作者的努力之外，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如果没有运输、没有印刷等等那个成本是很低的，到那个时候可能随便一本什么书就能卖30万、300万，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价值便宜，所以就能最大限度的让所有需要它的人，无顾及的消费和使用它。

　　举个例子，我们目前图书出版是800亿还是700亿的规模，这样的出版规模大不大呢？其实很小的。春节以前我到成都的中国移动的音乐基地参观，很惊异的发现，才成立不到3年的基地份额已经达到600亿的水平，提供的东西就是彩铃和音乐下载，如此大的规模为什么？就是因为便宜，一首歌一块钱、一个彩铃几毛钱，中国又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大国，中国有手机用户5亿，有如此之多的人需要文化的滋养，所以如果数字出版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传播的话，我想对于作者的这种思想文化成果的扩散，对于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升，都是个效果巨大的东西，对于图书产业、出版产业而言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吴海民：所以说，最后各类媒体还是要整合在一起。国外一些大的传媒集团都包括了各种介质，既有报纸，又有图书，又有音象，又有期刊，又有电视台，又有网络，在这样的大型产业组织里面，各类媒体实现了深度融合，也发挥了集群效应。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未来是一个大的趋势。还应该提出的是，媒体融合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的融合，不仅仅是渠道的融合，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还要看到它实际上也是体制的、资本的、产权的重构。新兴数字媒体大多数是民营，是上市公司，甚至还有境外投资的背景，而我们的传统媒体都是国有企业，因此这种媒体的大融合带有复杂性，很可能会带来一种混合经济的媒体组织出现。这也是一种融合，当然，要充分认识和处理好其中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