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对中国传媒业现实的面貌变化改变是非常大的。过去如果说91年、92年以前，基本上在中国的媒介市场上，无论是广播、电视、报纸，都是机关报占主流位置，而到90年代末中后期的时候新兴的城市报纸，尤其是传媒领域更为突出，新兴的城市报纸反而成为了市场份额、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而机关报相对来说就开始弱化化。

　　吴海民：报纸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商品化的过程，期刊也是这样，图书也是这样。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图书装帧的新潮流，杂志装帧的新潮流，就是把它经过市场化的包装作为一种产品来做了。电台、电视台也是这样，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推出时间大概也是在93年，它就与过去的电视宣传不一样，是作为一个板块精心制作的，这种板块实际上是按照一种产品来设计的。所以说，那个10年里，传媒的商品化进程是非常清晰的。当然商品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困惑，最大的困惑在于当时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第3个10年：1998年到2008年。这个10年最典型的特征是媒体结构的变化，是传媒产业化过程的开始。尽管直到现在，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仍然没有传媒产业化这个词，但在事实上，传媒业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形成，并在这十年里开始了其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以1988年广州日报集团挂牌为标志，标志着传媒产业开始以集团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到目前已经陆续出现37家报业集团，40多家出版集团，还有一大批广播电视集团。成都日报旗下的博瑞传播公司上市也是那个时候，它标志着中国媒体开始大胆地走向资本市场，随后在这十年中陆续出现了一批传媒上市公司，特别是在去年形成了一个新的上市高潮。以京华时报吸引社会资本创办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标志，中国传媒开始进行规范化的资本运作，一大批将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创办的合资公司纷纷涌现。这些都是传媒产业化的重要步骤，也反映着传媒业的结构性变化。当然，更重要的产业结构性变化还在于，这10年出现了互联网，认识了互联网，发展了互联网，互联网经过了冬天又迎来了春天和夏天，一大批新兴的数字化媒体迅速崛起，引起了一场传媒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传媒业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在大大推进传媒业的产业化进程。

　　喻国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变化其实有三个基本面的因素。一个是制度面，制度面对整个传媒业的游戏规则、彼此关联关系、构成成份等等，比如讲体制的话，中国传媒业的特点从两方面，一个是构成成份的单一化，都是党办国有的媒介，现在在互联网方面，基本上都是外资都可以很自由的进出了，在图书出版、报纸实验方面都开始实行上市、股份等混合经济，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制度层面的变化。

　　体制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彼此之间的关系，游戏规则、边界。这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它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张，能够涉及到的，无论是用人、内容，以及市场运作，这方面边界现在越来越开阔，这是属于制度层面的变化导致传媒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产业面，产业面包括市场需求，产业本身的发展，尤其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化因素的引入对中国传媒业的重新改写，结束了结构的重组、资源此消彼涨形成的格局，洗牌。

　　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正在应对的过程，就是技术面，技术本身是一种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它在改变着游戏规则，改变着传媒生态，改变着传媒力量的对比。可以想像一下，过去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跟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不同的东西，他想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形象诉求于社会公众面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散见于社会各个地方的一种微内容、微力量，基本上人们是忽视他的存在的，基本上他的影响力是没有的。而现在无论是芙蓉姐姐也好，还是胡戈的恶搞也好，各种各样形态的亚文化、边缘形态的东西都很活跃，这种活跃本身是传媒进步的表现，虽然我们对某些东西可能不喜欢，但是它使我们的传媒业容纳了社会发展当中更多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力量能够更加自由无碍的参与整个社会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深刻转型的过程。

　　所以这三个方面，制度面、产业面、技术面，实际上是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三支基本力量，而这三支基本力量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影响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