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被讽刺的历史才有可能是清晰的

                  ——谈博尔赫斯的小说《叛徒和英雄的主题》

                                                    陈家桥

    这是一个简短的故事，但它却包含了小说的所有形式。当然，更主要的在于它提供的内容，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种互文性。不是这个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这个故事内部，在讲述者，写作者，小说人物，有可能的读者以及故事中的群众，他们都将在这个内容里被分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不过，这个故事既不被历史决定，同时它也并不决定历史。正如博尔赫斯以作者的口吻说的，他在想像这个故事，并在1944年的某一天，讲述了这个故事。不过，我们知道他讲述这个故事，是用一个叫瑞安的人的身份讲的，而那个绝对的主人公，却是他的祖父。在祖父百年的祭日，他必须要弄清死者的真相，因而故事开始于他对于这个祖父的死因的调查。

而事实是，他的祖父，这个叫作基尔帕特里克的人，作为一个爱尔兰起义军的领袖，却被调查出是这次起义的告密者，也就是说作为领袖，他出卖了这个组织。但是，这个调查是他委派一个叫诺兰的人完成的，诺兰以确凿的证据，在会议上公布了调查结果，因而基尔帕特里克本人签署了对于自己的处决令。而解决矛盾的方式在于，他必须仍然忠于他的事业，因而对自己的处决由自己签署还不够，他还必须以一种不影响事业的方式去进行，必须要导演一场戏剧，让自己在意外中死去，让自己的死成为激励人们继续战斗的正面事迹。诺兰策划了一场演出，并在一间包厢里，由别人射杀了基尔帕特里克。因此，这人既是叛徒也是英雄。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小说本身不是历史，尽管它在描述历史时，会形成一种对于历史的讲述方式，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对历史的简单传译，它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可能要承担比历史更加幽暗的任务。也就是说，它的故事本身和历史之间有一种离间性，从而在某个角度上，既有助于形成历史，同时又远离并在讽刺着历史。因而瑞安在调查祖父死因时发现，那个叫诺兰的调查祖父是叛徒并策划了对于祖父处决演出的人，在行动之前，翻译了萨士比亚的剧作，并通过《朱利乌斯·凯撒》暗示了，领袖基尔帕特里克是被自己人杀死的，因而客观性反而在这些历史的暗示和材料的拼接中，得以保留。但是，不影响小说的是，主题仍然足够的鲜明。博尔赫斯的叛徒和英雄的主题，正是这种一个人本身的双重性，决定了历史除了客观性难以保存之外，它很可能还必须处于某种被讽刺的位置，才能获得它在主题上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