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在这里于小说无益
——读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陈家桥
对于乔治·奥威尔,这位英国小说家,现在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奥威尔的写作必将会随着时间推移受到越来越重要的认识。其实,也许这仅仅是奥威尔作品于近年被中国出版者引进时所作的一种注解,但是我曾经说过乔治·奥威尔最好的作品,我觉得是《巴黎、伦敦落魄记》,或者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但是,现在至少我知道的情况是媒体还是更加关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这两本书。《一九八四》我两年前看了一遍,留下了不太清晰的印象,不是说作品的意思不清晰,至于意思,那倒反而是清晰的,我说的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媒体或者说一些批评者会有那种对《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近乎神奇的拨高,而对于《动物农场》一书,如果仅仅作为小说来讲,从叙事上讲,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特别性的东西,依我的看法,在叙述上它简直是一本十分幼稚的书,不仅是叙事技术、叙事策略上的简单和粗糙,更重要的在于它是那种对于他所叙事表达叙事经验生成的小说主体的刻画,有一种完全假大空的阵势。
当然,正如媒体或者有些人所指出的那样,《动物农场》是一种政治寓言,是一种寓言小说,但这种说法并不能阻止我对《动物农场》的怀疑,因为任何一部小说,都会有一种寓言情结,这是不言而喻的,《动物农场》无非是在寓言性上更为明显或者说更为昭然若揭而已,那么是否能因为它是寓言小说,或者说因为它的小说有了寓言性就会降低对于小说乃至小说叙事本身的要求呢?当然,我认为这是不被允许的,小说既不是政治,同时它也不是对政治的寓言,小说主要是小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要顽强地拨高《动物农场》或者《一九八四》,这就是对小说本身的一种背叛,遗忘乃至一种戕害,而奥威尔自己也曾在相关的采访或自述中提到了他对于权力社会的某些感受批评,但是这些政治性的态度其实与小说没有本质上的关系,因为小说的核心部分在于它必须要完成他的叙事,他必须有它独立的故事特质,它的隐秘性本身包含了一种寓言性,而且这种寓言性实际上自身也富含了那种媒体或批评者乃至作者自己所宣称的那种政治性寓言,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动物农场》所讲述这个动物故事,并没有任何真正创造力,它是一个主要可能显得有点哗众取宠,显得过于沉溺于社会性的影射描摹,从而从一个故事基础上便缺乏独立趣味,缺乏任何有价值的精神追求。
它是一个十分武断的,从一开始便就限定为对一种政治公式、政治模式、政治分析方式的简单图解,它成了一种表演,以动物的名义,但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在这个故事内部,在故事的原型和现场,叙事显得如此单调,机械,甚至呈现了一种枯燥的功利性。这显然是《动物农场》最大的问题,至于政治讽谕,我想好的小说有很多,比如格拉斯的《铁皮鼓》就十分优秀,那是一个真正在社会中,在人物的叙事安排上得到小说精髓的故事发展,而《动物农场》有一种莽撞的涂鸦式的粗暴写作策略,它与其说有了政治讽谕的一点点努力,还不如说它是个对小说、对于真正小说特质的粗糙的选择利用,一方面它写成了小说,另一方面,它是个很不好的小说,显得无趣,过于目的鲜明,于小说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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