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雾障的苍白的脸

                                                        陈家桥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给我印象最深的长篇小说是他的《雾都孤儿》，而他的《双城记》是他晚期的重要作品。这是一个在结构上有些简单，取材于历史，但却是描写人物的小说，不过书评家乐于将其归于历史小说一类，并且往往要谈及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现实。不过我在阅读《双城记》时，我倒是更加关心在双城这一命题上，他到底作出了怎样的叙事控制。

当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上，可以肯定的是，狄更斯对于现实的批判要更为强烈。从《双城记》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马内特医生，还是达奈，对于他们所身处的困境以及遭际的描写，始终落脚于对于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解决，这一解决的基本方式，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叙事的一个基本线索，并且在较为合理的线性时间结构内作出了相当真实的叙写。即使在这一个双城范畴所带来对线性时间结构的冲击和标识中，他也十分冷静地控制着叙事的清晰，而这一切，都绝对服从于狄更斯在叙事深处的情感和立场，这既是双重的，同时在结构上看，也是单向的，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朝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对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的诉求。

不过这个合理的社会，甚至连个远景也不是，它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始终都只能限定在这些他所描写的人，在小说中所必须遵从的一个目标，这便是人只能在他的小说的幅度以内，对现实作出抉择。因此露西和洛里，无论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他们始终是对现实作出处理，而至于在历史层面上，他们并未触及到一个真正可信的时空维度。这从最后法国大革命，巴士底狱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狄更斯最朴实的思想仍然限定在要使人在他自身的道德范围内获得普遍的基本的恢复，哪怕是对一项事业的解放，哪怕是革命，也仅仅是对现实的批判。所以，《双城记》是因为选择了双城的结构，所以反而从另一个层面完全地表达了作家在思想上的抑制，更多的却是在人的基本处境上，对叙事的有效的但十分人道的推进。无论侯爵多么的卑劣，不论穷人多么可怜，问题始终只能限定在人与人之间。狄更斯很少把人与外部社会建立一种孤立的关系，也绝不采取任何单向的孤证。因此，对于革命的书写始终是留有余地的，悲悯的情怀恰恰是内向的。马奈内特医生的表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可以欣慰的是，在批判现实这个层面上，因为对于更深刻更虚无的社会运动缺乏直观兴趣，反而使人的境遇获得了最大量的反映和书写，使得叙事，一种英伦的叙事更加的真实，在雾幛和苍白的脸色上，得出了一种世纪的宿命。狄更斯是伟大的，也许也能称之为最伟大的，不过这仅仅是小说，他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革命的书写者。他的文学性体现在悲悯的情怀里、批判的现实中，温和的人性，是狄更斯最要保留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