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迅雷

 

 

 

 

　　“飞车抢劫者，拒捕的当场击毙！”这是最近出现在长沙市芙蓉区的标语横幅，长沙警方在开展打击“两抢一盗”的严打行动中，因着“当场击毙”的举措，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

 

　　击毙或是不击毙，是“当场击毙”或是不能“当场击毙”，为什么成了一个争议的问题？可见思想之混乱。为什么长沙这样、别的地方不这样？难道中国是美国那样的“合众国”，可以“各自为政”吗？显然不是。法律当然是要“全国一盘棋”的，不可能这个地方一弄“严打”就“可当场击毙”，而别的地方却不是这样。看看这种个别地方擅自捣鼓的“当场击毙”，其实用不着深奥的法理分析，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从大的背景来看，“当场击毙”是我国司法中一直来未能摆脱“以暴制暴”传统理念的反映。种种经验证明，这种以暴制暴理念指导下的司法行动效果是不好的，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新一轮的“以暴易暴”，形成更危险的“恶性循环”；不要忘记，所有以“严酷”为特征的、超越法律规定的“严惩”，都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后遗症，所以我们必须要“瞻前顾后”。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犯罪心理学教授高锋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首席反劫持谈判理论专家”，他在谈到对待劫持者是否“当场击毙”时，所阐述的道理值得借鉴。高教授说：“劫持者的生命也是生命，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宣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去先期执行一个人的死刑。”而且，当着人质的面去打死劫持者，会对人质的精神状态产生摧毁性的破坏。即使为了救人质，谈判专家也不能在谈判时趁机把劫匪击毙。“这在世界谈判界里是绝对禁止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会导致“预后不良”，其最重要的坏处就是，它对未来的劫持者形成一个强烈的暗示，那就是：谈判是个幌子，完全是假的，击毙你才是真！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高锋提出了他被世界各国谈判界所关注的“生命至上”原则，其中包括五种人的生命：人质的生命、谈判专家的生命、现场警力的生命、周围围观和聚集公众的生命、劫持者的生命。

 

　　相比之下，“飞车抢劫”的歹徒，其犯罪的恶性程度并没有比“劫持人质”来得更甚。动不动对抢劫者来个“当场击毙”、剥夺其生命，同样会对未来的抢劫者形成一个强烈的暗示：光准备“抢物”是不够的，必须准备“夺命”，这样才能一命抵一命、才“不亏”！这就是：你不尊重他的生命权，那么他必将剥夺更多的人的生命！

 

　　我们必须看到，“当场击毙”与某市副书记提倡的“敢于开枪”有着本质不同。“敢不敢开枪”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属于警察“是不是无能”问题；而动不动“当场开枪击毙”，则属于是不是违法问题了。任何权力不加约束，都有可能被滥用，警察的“开枪权”也不例外。“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痛快则痛快兮、简单则简单兮，但它超法律地放大了现场执法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这既是过度执法，更是粗暴执法，长此以往，则必然纵容警察滥用武器置人于死地；而警察的“开枪击毙权”若失控，后果可想而知。

 

　　标语依然是那样的扎眼，早先已有深圳警方标语不当之训，为什么还不长记性？

■人民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