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尝试非足球的访谈节目又无疾而终了 

“总的来说，电视是一门虚假的艺术。”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N多年前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具体哪本书我忘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会吧？”

所以我成年以后就很少看电视了，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电视虚假说，而是确实没什么欲望；当然，除了各种足球转播，以及每年除夕的央视春晚。足球是工作，春晚是娱乐，也算是一种“两手抓，两手硬”吧。

大多数的普通观众对电视都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有的甚至是一种莫名的崇拜感，1996年之前的我大概也是如此，但在那一年我轻而易举登上荧屏以电视节目主持人身份呈现之后，电视在我眼里开始变得平淡无奇；再加上第一次主持电视就中途夭折，一度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在很大程度上也让我对电视失去了足够的兴致。

所以要说我被北京有线电视台扫地出门之后，一直憋着有朝一日重返电视，恐怕连我自己都不信。

1997年我作为文字记者随北京国安南征北战，截屏上我就是那时候的样子

不论是在《精品购物指南》 ，还是《新报-北京足球》还是《青年体育》，不论是为《足球报》、还是《体坛周报》还是《南方体育》，总之我那时有写不完的稿子，何况1998年开始我又开始和新浪体育合作，随时为网站提供足球评论，再加上先后陆续在北京经济广播、北京体育广播主持节目……我的活儿足够多了。

我不是一个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从来不是，活在当下是我的准则，有活就干，干就尽力干好，不幻想、不空想，只要感觉充实，心里就格外踏实。

曾经有少人问我同一个问题：“在电视主持人、电台主持人、报纸记者、网络写手这几个行当中，你自己觉得更愿意或者更适合做哪个？”

我的回答始终如一：“电台主持人。”——基于交流感更强，更接地气，轻松随性……这些都是电视主持人的刻板、报纸记者的劳累、网络写手的功利所无法企及的。

这就是为什么从1993年-2005年，其间我有9年的时间在主持电台节目，即便每期节目的劳务费从来没有超过200元，但依然坚持了很长时间。我的媒体从业之路从那里开始，我喜欢且留恋那个地方。

至于做电视主持人，或许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加之相貌错落无致，我一度认为那不是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凑合干干还行，有一搭无一搭。

2004年有一家广告公司找到我，他们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了一档节目，名曰：《我的大学》，请我去做主持人。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请注意，这不是一档足球节目，而是人物访谈类的节目，主持这样的节目意味着我终于可以以“足球主持人”、“足球解说员”、“足球记者”、“足球评论员”等各种与足球有关的身份之外的一个身份，呈现在媒体之上了。

《我的大学》，顾名思义，就是请名人来聊聊自己的大学时代，名人主要来自于演艺圈，那个时候演艺圈里上过大学的人还真不算太多，找嘉宾挺费劲的，不像现在博士漫山，野鸡遍地。

我先后访谈了水木年华哥俩、高晓松、黄健翔、小柯、主持人黄薇等，那是我第一次做访谈节目，很生涩，好在嘉宾差不多都是同龄人，能聊到一块去，录制现场常常笑声不断。

网上还真搜到了一张《我的大学》的剧照，貌似这期节目是在访谈高晓松，这哥们那次没喝酒，但已聊得足够嗨了，有的没的，眉飞色舞，很欢乐。

人的生命是有规律的，也是有暗示的，2004年《我的大学》或许就是一种暗示，尽管这个节目大概只做了十几期就因投资方的问题寿终正寝，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尝试。

相当深，相当远，要多深有多深，要多远有多远……

我记得《我的大学》节目刚播出几期，制作方的制片人就兴奋地对我说：“阿忆看了节目，对你评价很高，说董路现在的水平就足以排在目前国内谈话型男主持人的前10位！”

阿忆是学者型主持人，在凤凰卫视、CCTV等电视台都做过节目，能得到他的肯定我自然很开心，只不过对于平日很少看电视的我来说，当时还真说不出类似谈话节目10个男主持人的名字——崔永元、水均益、白岩松……没了就。

说实话，我做《我的大学》真的就是玩票，也许我这人这辈子就是为玩票而生的，或者说我的生存方式就是玩票，但有一点必须说明，我在很认真的玩儿，不管是什么票。

节目停播了，吃了散伙饭，我有遗憾但丝毫不伤感，我承受挫折的能力开始变得强大，迅速回归到足球新闻工作者的岗位（其实也没离开，一直都是混搭着干），不过，当时确实有一种感觉：这辈子看来和电视主持人无缘了。

直到2006年的夏天，德国世界杯落幕的那一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无比强烈的念头：差不多了，不能再在足球这一棵树上吊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