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把一页页绿格稿子变成一张张绿色的汇款单

1996年5月，也就是我在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岗位上渐入佳境的时候，我决定从我的工作单位——铁道部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辞职，档案放置于人才交流中心，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骨子里我并不是一个豁得出去的人，之所以最终砸碎了铁饭碗，一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做电视的确牵扯了太多时间和精力；二是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且收入不少。不是说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工作和爱好结合吗？

我结合了，所以义无反顾。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刚辞职没几个月，电视主持人生涯就不幸夭折了。

正常情况下，辞去公职之后又被北京有线电视台扫地出门，我应该是一个失业者。有一段时间我也惧怕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形，甚至还曾打听过去哪儿能领到失业救济金。当然，那是最坏的打算。

重复一遍，必需感谢足球，尤其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1997年中国职业足球持续火爆，再加上中国队要冲击1998年世界杯，各种媒体倾力投入报道，像我这样有一定工作经验且成效的人，不会没有饭吃。

算起来，被迫离开北京有线电视台《国安绿茵传真》《国安足球报道》两个节目组之后，我只失业了一天——1997年1月1日，紧接着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就端坐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的直播间，并开始主持新开的一档节目《国安报道》。

虽然节目是周播，每个周日上午11点-12点，但好歹是个正经的工作。1995年年底我离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做广播节目了呢，就像1996年年底离开北京有线电视台的时候，我也同样以为再也不会做电视节目了。

事实证明，我的“以为”总是错。

如果一周只做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恐怕我会闲死，何况我那时已经开始大面积给报纸写足球，不做电视恰好有了更充足的时间，笔耕不辍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报纸编辑给我打电话约稿，认识的不认识的，我几乎来者不拒，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我的书包里永远都装着一本稿纸和若干支笔，走哪写哪，写完了就找传真机传。

然后就等着稿费汇款单的到来。稿纸是绿色的格子，汇款单也是绿色的，那是希望的颜色，我的希望。

对我而言，199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3月我应邀加盟了《精品购物指南》报，任体育部主任，正式成为一名足球记者；

二，4月我买了一辆普通型桑塔纳，花光了我前27年挣的所有的钱并举债8千；

三，8月我在一场业余野球比赛中，左脚踝骨下三分之一处骨折，啪的一声；

四，10月，我拖着一条骨头没完全长好的腿，一瘸一拐前往沈阳金州采访了十强赛。

这些事和电视都没什么关系。其实，那一年我和电视还是发生了一些关系。中体产业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开了一档名为《周末聊球》的节目，当时中体产业的王琦（江湖人称棋哥）找到我，请我做主持人。毕竟中国教育电视台做足球节目影响力有限，十强赛结束，我就离开了，后来节目也自生自灭了。

我和电视越走越远了，偶尔会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一些电视台的足球节目中，包括CCTV体育频道的《体坛夜话》神马的，不过都是浮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留恋电视，相比之下觉得做广播、写稿子更得心应手，更何况1998年又开始和新浪网合作，活够多了，足够我表达的，也足以确保稳定的收入。

“足球写手”——这是我1997年-2006年，长达10年间的一个标准身份认证，与电视无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