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我拼命躲着摄像机的镜头

S主任当时是北京有线体育频道的主管，50岁上下左右，戴着一副眼镜，我一直没有看到过他的瞳孔。在来电视台之前，S主任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在这里我就不想再说他为什么转换门庭了。

平时我和他交流得不多（其实参加工作之后我在哪儿和领导交流得都不多，这一光荣传统甚至一直保持到今天），记忆清晰的是有一次在台里他专门找到我，在业务上指点我：“你们解说比赛为什么总说‘罚角球’呢？点球、任意球才是‘罚’，角球不应该说‘罚’，应该是‘发’……”

我当时差点管他叫——“发哥”。

那天在主任办公室，就我们俩人，他对我宣布了我不再做主持人的决定。因之前有思想准备，我没有丝毫的诧异，点头表示接受。当然，随后我向他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主任，既然不用我做主持了，那我就随队去客场采访吧。”

那个周末，恰逢北京国安客场打天津，属于焦点战役。

“不行！”S主任斩钉截铁，“你需要留在北京参加直播，做嘉宾。”

我继续耐心说着我的理由：“主任，您看我已经不是主持人了，嘉宾有好几个人选可用，因为主持这个节目我很长时间没有随队比赛了，这次我跟去采访，多拍点好片子回来，也是工作啊。”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S主任面对我的苦苦相求一个“不行”接一个“不行”。

其实我即便说不清他为什么不再让我主持，却非常清楚他为什么非让我做嘉宾——显然，他对顶替我的那位主持人不放心，让我留在演播室帮衬，免得因突然更换主持人给节目带来风险。

本来主持人干得好好的不由分说把我拿下我就窝着火呢，考虑到寄人篱下只好忍气吞声，如果对方放我一马，这事也就过去了，不想对方却如此坚决地一口口回绝我的想法，又说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我那股子杠头劲儿上来了，用“我想去”“我想去”“我想去”“我想去”“我想去”“我想去” ……回应着S主任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最后S主任急了，“啪！”一拍桌子“腾！”站起来，大吼：“和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

开始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打我呢，后来发现只是吼，放心了，我也“啪！”一拍桌子“腾！”站起来，对他说：“我跟你说话也费劲啊！”

我们两人对峙着，四目相撞，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知了的叫声一阵高过一阵。

也许过了1分钟也许过了10分钟，总之当时已没有时间的概念。末了S主任扶了扶眼睛，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没有任何犹豫，我慢悠悠地说：“知道。两个后果：一，我失去一份很好的工作；二，你们失去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呵呵，别说，俩结果还真都让我猜着了……

重复一遍，这是15年前的事情，之所以至今我记忆犹新是因为那一天改变了我职业道路的走向，这是后话，按下不表；是的，我曾经将S主任视为我人生最大的敌人，甚至还诅咒过他，当然，只是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大约一年后在北京有线台一个哥们的婚礼上，作为司仪的我又见到他，我笑着伸出手和他打招呼，只是我依旧没有看到他的瞳孔。

那个周末我随国安队去了天津，那个周末的晚上，北京有线电视台所有可以查到的电话都被观众打爆了——所有打进电话的人的问题只有一个：“董路为什么没主持节目？”

信不信随您，如果你恰巧认识当时在北京有线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您可以问问他们：我不主持《国安绿茵传真》之后，大概有多长时间台里根本没法正常接电话？我想没有三个月，至少有也两个月吧。

我想到过S主任是个狠角色，但没想到他是那么狠的角色。知道什么是斩草除根吗？我从天津回来没几天，他就剥夺了我主持另外一档专题节目《国安足球报道》的资格，不仅如此，还命令制片人：两档节目的小片中不能有我的图像，甚至不能有我的声音！

于是，我每次再带着摄像去采访训练、比赛，必须拼命躲着摄像机的镜头，以免入画；原本专题片都是我写稿子、我配音，也只能变成了我写稿、别人配音。

那时候我父母知道我出事儿了，没说什么，依旧看节目，有一天节目播出后，我爸给我打来电话，说：“路子，今儿节目里看到了你的一个背影……”

当时，我差点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