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想起来真的很奇怪，甚至奇怪到无法解释的地步。比如平时在国内只要情绪一激动的时候我说话就显得非常不利索，可是到了国外我的情绪越是激动不己的时候英语说的就越是流畅自然（当然是自己和自己相比）。
　　
那次在维也纳机场和那位奥航“葛优”为航班晚点的事情吵架的整个过程中，我展示出了我有生以来英语口语的最高水准（估计即使没达到8级至少也是个6级），包括一些十分偏远生涩的英文单词都被我无比轻松地脱口而出了。当然我在舌战的同时也借鉴了国内顾客和商家吵架时的成功经验——我故意把说话的声音放得很大很大吸引了许多许多路过的各国旅客关注的目光，我的意思很明显：全世界都知道“顾客是上帝”的道理，你如此对待我这样一个“上帝”，就随时可能同样对待所有其他的“上帝”；如果“上帝”很生气，你的后果自然就很严重了。
　　
奥地利人见形势不妙加上本来就自知理亏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败下阵来，最后和我协商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当时三天之内没有“维也纳——北京”的航班，所以当晚由奥航为我免费安排入住机场附近的一家5星级酒店，第二天上午再免费让我乘坐奥航班机返回法兰克福，同时又主动出面和国航驻维也纳办事处联系帮我将已经无法使用的“维也纳——北京”的机票改签为第二天下午的“法兰克福——北京”的机票……一场“国际风波”就这样画上了句号，我相当于打着“波音的士”完成了做梦也无法想象的“维也纳一夜游”。
　　
经过了那一次实战的摸索和检验，事后我为自己出国说英语总结出了一条规律，那就是：不吵架，再好的口语也出不来。
　　
巴塞罗那街头的格斗

吵架需要动口，打架就只需要动手就足够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乐于善于习惯于打架的人——平时在国内在北京在西城区甚至在我住的小区里我都从来不怎么打架，但果真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2002年12月27日在遥远的西班牙巴塞罗那街头我终于还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国际业余散打对抗赛”。
　　
那一次沈祥福率领着一支国家混合队前往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联队进行一场国际友谊赛，也许是快过新年了没什么人愿意离家远行所以随队采访的国内记者并不多，我和《新民晚报》《华西都市报》以及《重庆晨报》的三个哥们儿自发组成了一个战斗小分队，同行同吃同住同采访。之前我们通过国内的旅行社雇用了了一位李姓当地的华人作为司机和陪同。
　　
巴塞罗那是一座很不错的城市，有很漂亮的街景和很好吃的海鲜饭。比赛前一天傍晚写完稿子我们准备由李陪同带我们外面吃饭，我一个人先下楼在酒店外面的面包车前面等着其他人。一个中等身材留着寸头穿着皮夹克的西班牙小伙子从远处走来，我无意中看了他一眼同时友好地朝对方笑了笑，我以为我这样类似献媚的举动一定可以得到对方同样友好的微笑作为回应，但却吃惊地发现对方突然在我停下脚步两只迷离的眼睛泛着凶光死死地瞪着自己！
　　
我最先的判断是对方喝高了，我正想着凡是酒鬼都不太好惹的问题的时候，没想到西班牙人一边叫骂一边走上来，未及我反应——“呸！”一口唾沫便飞将过来！我赶紧侧身转头躲过了大概80%的唾沫，果然我闻到了一股烈酒的味道。
　　
我被激怒了，别说你是一个西班牙的混子就算你是西班牙的劳尔也不能这样欺侮人啊！我正要发起反击刚好李陪同和三位同行从酒店里走出，眼前的情况也让他们大吃一惊！西班牙人嘴里还在一个劲地骂着，李陪同拉住我连声说“算了，算了”，然而正当我们几个上个车准备息事宁人离开之际，谁也没有想到西班牙人居然没有选择见好就收！而是抄起路边停车带里的一副铁架子高举过头顶然后狠狠地砸在了已经启动的面包车上。

变本加厉欺人太甚，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李陪同踩住刹车，我们一股脑从车上跳下来。李先生心爱的车被砸了当然冲在最前面，可是在对方一通西班牙语的大声叫嚣中突然愣在那里不动了。我倒是没管那么多上去对着那小子的面门就是一记右勾拳，然后就打成一片混战了。
　　
尽管除我之外只有来自上海的那位同行动了手但毕竟还是以多打少的二打一，西班牙人身体是不错不过打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几个回合就被我们打翻在地，印象中我记得我还用穿着的大头皮鞋把他的头当作足球猛踢了一脚，如果是在球场上那一脚“射门”多半会是中国球员经常上演的一记“高射炮”。
　　
格斗大约持续了五六分钟的样子，但我感觉如同五六十分钟一样漫长。打着打着耳边响起了警笛声，是警察闻讯赶来了！做贼心虚的西班牙人从地上爬起来掉头就跑，只是他跑得再快也没有警察的摩托车快，不一会就被抓了回来。
　　
简单的调查取证之后，一名警官礼貌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巴塞罗那，他是个‘疯子’，他并不能代表我们西班牙人，我们会将他这次的劣迹记录在案，祝你们在这里一切顺利……” 而后就将“犯罪嫌疑人”押上车带离了现场。
　　
虽然打架确实是一项重体力活但因为打了一场胜仗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重新上车之后我笑着挤兑李陪同为什么冲到一半就“熄火”了？李陪同支吾半天才道出原委，原来那小子当时在喊的是：“来呀！你们是不是想让我用“刀”教训你们！”直到此时我回忆起方才巴塞罗那警官还从对方衣服的口袋里搜出来一把半尺长的尖刀！真的感到有些后怕，如果不是我们迅速地就将其掀翻在地而让他腾出功夫掏出刀后果不堪设想，也许就是一幕血染的风采了。
　　
轮到我们的李陪同反唇一击了。他边开车边问我：“董大记者，如果你能听懂西班牙语知道那小子身上带着刀，当时你会怎么办？”

 

我想了想笑着回答道：“那还好办啊！我就过去对他说，“大哥您看您哪儿不舒服求您让我给您揉揉吧！”。
　　
面包车在华灯初上的巴塞罗那街道上奔走，不算太大的车厢里瞬间充满了欢笑……
　　
目睹有人被抢和亲历有人被偷
　　
出国在外确实需要多加小心。我听说过好几位中国足球记者在国外曾经遭遇过抢匪打劫。还好，可能我本身的样子长相以及穿着打扮
　　

就不太像个有钱人吧，所以至今尚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我倒是近距离亲眼目睹过一次公然的打劫——2002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巴塞罗那转道巴黎，深夜在举世闻名大名鼎鼎的埃菲尔铁塔下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20万游人一起跨年等待聆听新年钟声的敲响。
　　
“10，9，8，7……3，2，1，0！”随着万众同声的倒数计时，崭新的2003年终于大踏步走来了！广场上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论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在按照西方跨年的传统热情拥抱彼此祝愿。

 

我正忙着被一位来自美国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大娘紧紧揽入怀中的时候，突然两个黑人青年突然出现将我身边一个来自日本的摄影家那无比高级的相机连同三角架一把连根拔起，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夺路而去。

 

可怜的日本人呆若木鸡了半天才想起来去追赶，但他哪跑锝过盛产长跑名将的非洲后裔啊！赛跑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垃圾时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警察都在只顾着和女性拥抱呢，根本就没有人管。目睹此情此景，我赶紧挣脱了美国大妈的怀抱，拉上同行的两个哥们儿抱头鼠窜头也不回地迅速撤离了那个美丽的是非之地。
　　
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遇到抢劫至少你还知道被谁抢的，遇到窃贼你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被谁偷的。2002年世界杯近200名中国足球记者云集韩国西归浦，分住在四家不提供情人的情人旅店里，结果有三个哥们儿的财产在浑然不觉中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我曾经在给新浪体育写的一篇前线采访日记中对此做过一番细致的记录和描述。现节选如下——
　　
前线采访日记
　　
　　 三个哥们儿遭遇“不幸”  2002年5月29日 星期三 西归浦 阴
　　

早上9点刚过，便被一阵异常粗鲁的砸门声从梦中惊醒。我猜得没错，是刘玉干的。这位长着一双笑眼儿的高个小伙是我们记者采访团的陪同，平时，如果他不砸门的话，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世界上最温和的男子，但很遗憾，砸门是他每天必须去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好比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写稿。

被砸醒的我们像一群拖着脚镣放风的囚犯，集结后无精打采地向一公里之外的另一家酒店踱去。我们要在那个地方与分散在西归浦镇上的各方面记者大军会师，然后再一同搭乘两辆大轿车开赴训练场，开始日复一日的对中国队的守望。

“好消息不是新闻”。没想到今天真的出了一则“新闻”——中旅记者采访团的总指挥金家继先生见到我之后，摸了摸自己刚刚剃的“板寸”，用无比沉痛的语调小声通报道：“凌晨4点，我接到电话，有俩儿记者哥们的房间被盗了……”

老金不是在开玩笑，也许他是多么地希望自己是在开玩笑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两位同行在凌晨3时许离开所住的酒店，外出到不远处去吃夜宵，结果回来后发现，有人已经把他们房间里的皮箱和钱包当成了“夜宵”。据统计，直接经济损失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折合韩币140万，可以吃120顿韩国烤肉)。

老金说，就连韩国警方也来了；老金又说，就是国际警察来了也没用。我说，我单知道“东便门”有小偷，我真的想不出“西归浦”也会有小偷。老金拍着我的肩膀说，告诉你，“北极圈”和“南极洲”都可能有小偷！

事情并没有结束，案情还在继续扩大——一个小时之后，一位刚刚醒来的同行从同一家酒店致电老金，告诉他，他房间里的细软也发现被盗了！

谨向三位遭遇“不幸”的同行，尤其是我熟悉的上海的李恭震哥们儿致以最真挚的安慰。说“钱是身外之物”有点假；那就说一句“破财免灾”吧。

晚上，那个叫刘玉的小伙出人意料地提前整整12小时，开始了他挨屋砸门的工作。“都把钱看好了，有钱也别便宜了韩国人，咱拿着‘砸赌场’去行不行啊？！”他像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

一整天记者团都是人心惶惶的样子。入夜，和我同住一室的《北青报》的哥们儿王咏是紧紧抱着他的大钱包睡着的，我猜想他大概是睡前突然想起了“家贼难防”这句古训再不就是《主犯在你身边》那部电影……
　　
许多美好的记忆留在心底

 

因为是一名字足球记者所以我绝大多数的出国都是与中国足球同行，很遗憾由于众所周知可以理解的原因在异国他乡我始终无法借中国足球去赢得自己的骄傲和别人的恭敬，当然我依然拥有了许多感官的收获和心灵的感悟。
　　
在曼谷，我和几只流浪狗在街边一起玩耍到深夜；在金边，我认一个贫穷而可爱的柬埔寨小孩作了“干儿子”；在马尔代夫，我和一群美丽的意大利空姐打沙滩排球；在东京，我苦口婆心劝一位来自祖国的女生弃恶从善回头是岸；在贝尔格莱德，我试图接近那座被美国人轰炸的内务部大楼未遂；在慕尼黑，我见到了曾是我心目中大英雄的贝肯鲍尔；在迪拜，我知道了阿联酋有钱人的二奶多半是法国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和几万名阿根廷球迷一同庆祝博卡队夺取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我觉得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很容易恢复一种自然的天性，人生中许多的往事变得格外清晰许多的烦恼变得不值一提许多的面具可以剥离许多英语足以想起，当然，许多的钱也会不知不觉花去……
　　
有一些发生在国外的有趣的事情似乎永远也不会忘记。2001年5月中国队前往柬埔寨打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客场比赛。训练场边刚好有一个集市，在一个卖地球仪的摊位前米卢一下子来了兴致，他突发奇想先转动地球仪然后让随行的记者闭上眼睛随便按住地球仪上的一个点，他夸下海口说无论我们的手指最后停在哪个地方他都曾经去过那里。
　　
四五个同行按照他说的方法闭眼做了，果不其然，一辈子走南闯北的米卢当真把所有人手指的地方都去过了，什么巴西智利什么瑞典丹麦什么南非埃及……眼见米卢又要眉飞色舞得以洋洋一回了，我决定试一下。
　　
煦暖的阳光下老米自信地转动了地球仪，我称其不备将紧闭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如线般的隙缝，当看到地球仪上一大片蓝色转动而来的时候，我果断地按下了手指，手指停住的应该是一个杳无人烟人迹罕见的地方——浩瀚的太平洋的中心！
　　
米卢一句话没说悻悻地走开了，我在身后哈哈大笑，卖地球仪的柬埔寨小贩也笑了——黝黑的面庞露出了洁白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