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汛》

六、“冯骥才是反革命了！”

很快进入十二月，李景峰的态度愈来愈奇怪，见面说话时，似乎有意避开《铺花的歧路》的话题。好像我这部小说得病了，我有点摸不清头脑，后来事情终于有了动静，乍一听可不妙。这事恰好发生在我返回天津的几天里——我不在现场。

据说这天早上，杨都都给各个办公室送报时，把报往桌上一扔，同时用他那粗嗓门傻里傻气地喊了这么两句：“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完了，冯骥才是反革命了！”每个屋都喊这两句，这样不出两小时楼上楼下、前楼后楼就全知道了。

我是在第一时间接到了王群生的电话，听王群生说话的口气，我好像除去自首只有逃跑。

很快人们便知道了这句话后边的真相。据说当代文学编辑部几位主任在讨论我的《铺花的歧路》时，说出“冯骥才这部小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能用”之类的话，正巧都都进去送报听见了，然后就随口嚷嚷出来。虽说都都说的只是他当时的一种感觉，但意思并没错。那时三中全会还没开，官方只是批判四人帮，还没有全面彻底否定文革。于是我成了上上下下、人前人后的议论中心。据说消息传到那个曾经想要调我去的部队，人家庆幸地说多亏当初没调来。在那个各种说法飘忽不定的时期，我无法也无处表述自己的思想，便给景峰打个长途，不提这件事，只说：“你把那稿子退给我吧，我还要再改改。”李景峰问我：“你听到什么了？”我没回答。

过几天景峰来信，证实了杨都都在当代文学编辑室撞见的情况是事实。他告诉我：“老太太对这部小说评价较高。她现正出差在外地，等她回来听听她的意见吧，稿子先放在社里你别撤。外边关于这稿子的事愈传愈广，你要沉得住气。”

景峰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

过去我一直在文坛之外，头一次感受到文坛的存在及其难测的深浅，幸好我是在这样一个雪解冰消的时代闯进文坛的，如果在六十年代，恐怕就一头栽入深渊，万箭中身了。

此后不久，人们关切的三中全会开了，官方对文革错误有了明确态度。中间还过了新年和春节。春节时我特意多买了些长鞭大炮，崩崩邪气。午夜时分那些鞭炮在寒冷的夜空中炸开时，令我多少有些痛快，好像释放出了几个月来郁结心中的压抑。传统真能灵验。大年刚过，大约初六初七吧，景峰就把电话打到我居住的那条胡同的传呼电话机上。他说你来吧，先到我家来。初十有重要的事，与你有关！

我忙赶到北京，下了车直奔红星胡同的李景峰家。那时人文社不少编辑都在东城区红星胡同15号。周汝昌也住在那。

我钻进那一排排平房中只有一前一后两室相连的小屋，见到景峰，他给我几张油印的材料，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社准备召开一个很大的会，是关于中长篇小说的会，很多大人物都出席，茅盾、周扬、夏衍、冯牧等等好多人，据说中央领导也请了，还不知谁来。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把我们社三部有争议的中篇拿出来请大家讨论，一篇是你的《铺花的歧路》，一篇是孙颙的《冬》，一篇是竹林的《生活的路》。这三篇都是青年作家写的，都是文革题材，都有争议，孙颙和竹林都是上海的，竹林是位女作家，写的也是悲剧。争论都很激烈，反对的话说的也挺厉害，老太太说你这部小说是争论最大的，你的解决了，那两部也就解决了。再有一句话告诉你，你先不要对外人说，老太太已经请了茅盾，茅盾答应出席。会上可能还要叫你发言，你掌握好分寸，但该说的一定要说出来。”

我看了看手中的材料，除去开会通知，还有我们三篇小说的梗概，各打印在一张纸上，据说这主要是给茅盾和各位领导看的，要请茅盾和领导们发表意见。

我有点紧张，这是我进入文坛后的第一次遭遇战。虽然我并不害怕，但我没经过这种场面，乱嘈嘈想着各种可能，该怎么去应对各种可能的非难？

一夜没睡到天明。

《铺花的歧路》手稿

《铺花的歧路》插图1（沈尧伊作）

《铺花的歧路》插图2（沈尧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