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朱景冬（推荐——不知作者是哪位，请作者见谅）

2010/03/09

    我见到朱景冬的这天下午，正在社科院文学所的一间教室里下围棋。当时，我的对手是风格稳健的陆建德老师，他猜先执黑。由于棋力接近，那盘棋的形势始终不明朗。来来去去的观战者之中有一位老先生，戴着眼镜，穿着深色夹克，其胖是一种慈眉善目的沉默之胖。三月的反常寒流在大楼外萦旋，并从窗缝灌入室内，瞬间驱散了袅袅烟雾。不得不说，陆健德老师是个难缠的对手，绝不会轻易让你取得优势。他一旦发觉局面落后，便连连施放强手，甚至不避凶险，因为他知道这凶险是双方共有的，胜负仅隔一线。后来，在一个装饰成蒙古包的油污污的包厢里，男肥女壮的一伙少数民族歌手为我们唱起了草原歌谣，羊排牛尾纷然杂陈，老少棋友齐齐举杯，服务员端来了掺炒米的酸奶。我认识朱景冬先生的场景注定是中国式的，而不是拉美式的，换言之，注定是在觥筹交错的酒桌上，而非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遇到海明威那样，是在阴雨连绵的巴黎的圣米歇尔大街上。所以我也不可能把双手握成喇叭状，冲着他大喊一声，而他也不必潇洒地挥挥手说再见。然而，那一刻（哦，请不要打搅那一刻），我内心同样溢满不期而至的幸福（请让我再保留多一秒这幸福）：

    “您是朱景冬先生？我读了很多您翻译的书！”

    不错，我读了很多，而且是反复读。《马尔克斯散文精选》、《两百年的孤独》、《爱情和其他魔鬼》、《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我还记得，第一次让我记住“朱景冬”这个名字的书，是散文集《我承认，我历尽沧桑》，其中的大部分篇章是朱景冬先生翻译的。何塞·马蒂的《可敬的卡萨斯神甫》、米·安·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至今仍是我最钟爱的文章。很久以前我就立下誓愿：要么不写，若要写，定要写成这样。那些美好的文字是朱景冬先生从元音饱满而吵吵嚷嚷的西班牙语翻译而来的。他的译文教会我如何组织词句，聂鲁达和帕斯藉由他而能够说汉语。翻译家是我们小说家的向导和同路人。

    朱景冬先生坐在陆建德老师旁边，他的手微微颤抖，对我还来不及充分表达的赞赏表示感谢。他与我想象中的那个学者似乎完全不同，但两人的沉默却又是相同的。在为数不少的“译者序”和“编者语”中，朱景冬先生保持着一贯的朴实无华，他喜欢以引用的方式介绍作者的观念、特点，他自己则仿佛隐入了幕后。除了尽力翻译好作者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译者无意作更多表达。对我来说，这种忘我风格不仅升到美学的高度，也必将上升到创作诗学的高度：小说家应该为小说而奉献，绝不可反其道行之，小说为了小说家而牺牲。朱景冬先生大概不知道，六七年前，我怀着盲目的冲动，给他写过一封含义不清的信，并冒冒失失寄去了本人模仿某位大师的一个短篇小说。如今我希望这封信石沉大海，虽然我并不后悔写了它，也不后悔将它投递。我衷心祝愿古稀之年的朱景冬先生身体健康。

1:16 2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