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金毓黻的师生缘

                                ——以此纪念金先生逝世50周年

                                         文/初国卿

　　 在8月3日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金石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金毓黻先生逝世50周年前夕，我因事到辽宁省政府大院，那里的民国老建筑和近百年的苍松古木，让我想起当年全国办得最好的东北大学，想起当年在这里授课的国学大师黄侃和他最喜欢的弟子，也曾任东北大学教授的金毓黻先生，想起师生两人的种种学术情缘。

　　26岁的金毓黻从奉天省立中学堂毕业后，于191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门。入学第二年，适值黄侃到北大执教。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所谓义理、考据、词章，无不精通烂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尤其有大成就，他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文选》等，都有许多新发现，连他目空一世的老师都很服气。金毓黻直接受业于黄氏门下，既受黄氏厚爱，又得黄氏治学之法，受益良多。在他的《静晤室日记》中，曾有94处提到黄侃，足见师生感情之深。两人年龄相仿，黄侃只比金毓黻大一岁，尽管金毓黻始终以季刚师、蕲春师等相称，但黄侃却亲切地与金毓黻兄弟相称，由此可见出两人关系的不一般。

　　自始至终，黄侃都对他这位高足倍加鼓励和欣赏。民国五年(1916)的夏天，金毓黻北大毕业，辞别之时，黄侃特将一册章太炎的《菿汉微言》赠给他，并于卷端题写数语作赠别之词，深致勉励。此后，他还不时关注着金毓黻的学术成就，并适时给予指导。如金毓黻对李慈铭和他的《越缦堂日记》分外推崇，黄侃则一分为二，为其指出李的“论文偏见”和“薄行狂淡”之不足。使金毓黻“从此读前人书，再不敢为异同，而颜黄门妄下雌黄之戒，亦自此而笃守益谨矣”。黄侃于东北大学任教期间，曾将金毓黻的《辽东文献征略》披读一过，很认真地指出其中的疏失三事：一谓称美辽东风俗，不宜标举《汉志》乐浪、玄菟之语；二谓后汉逢萌亦为辽东寓贤，所宜首举不宜遗之；三谓郑太夷诗本为恶札，世人亦未之重视，一经称引转启争辩之资。此三事皆应改定。又说满洲之称号不本于女真，不根于史籍，不谐于人情，宜力驳之，勿为外人所假借，彼南满北满之称至不当，今日欲谈正名，此其先务也。对于黄侃的指导，金毓黻特别重视，说：“撰此书后颇憾无一人为细读一过，读矣又憾其不能绳举愆缪，今得之于先生，使自己极为感动。”另外，他的重要著作《渤海国志长编》的名称就是黄侃的意思，书名题签也是黄侃手笔。

　　对于金毓黻的事业成就，黄侃尤为赞赏，每每说起弟子必称“毓黻”，认为他是关外之首。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给金毓黻的信中说：“谨庵我弟足下：一别又三年，人生未知能容几别？惟弟德业文学与时同进，斯则真可企羡也。”最后则署“友生黄侃顿首”，和敬亲切。“九一八”之后，金毓黻困陷沈阳，黄侃深为关注，他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谨庵不洿于虏，而当受其禁锢，生无妄之世，奈之何哉！”表达了他对这位高足的厚爱之情。

　　同时，性格一向蕴藉内敛的金毓黻毕生都对黄侃念念不忘。他在民国九年（1920）七月一日的日记中深情地写道：“检阅在京校日记，可存者以黄师论学语为最多。回忆当日师友讲习之乐，已渺如隔世矣！”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二十五日，金毓黻接到黄侃母亲田太夫人病逝的讣告，那些天，他回忆当年在京师大学堂时为太夫人祝寿之情景，益愈感喟欷歔，撰联挽云：“桃李不言，垂荫成蹊，即今江汉悲歌，弟子三千尽惆怅；鱼雅登堂，随师拜寿，那堪京华回首，关河万里缅音容。”还与在沈阳的同学合制挽幛寄达武昌。

　　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四日，应校长张学良将军之邀，黄侃到东北大学任教。闻知此事，金毓黻特别高兴，特地从长春电灯厂厂长任上返回沈阳看望老师，并作诗道：“廿八逢大师，蕲春来黄叔。授我治学法，苍籀许郑伏。研史应先三，穷经勿遗六。文章重晋宋，清刚济缛郁。”回长春后还特意给老师寄了二斤“哈什蚂”（一种林蛙，高级补品），以增营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八日，一代国学大师黄侃病逝于南京。两天后，困陷于沈阳的金毓黻才从报纸上得此噩耗，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表示了“惊痛何极”的感念之情。并含泪撰《挽黄季刚先生用剩人禅师寄友人病阻白门诗韵》：“忽传哀讯到辽阳，触景惊心是陌杨。师友几人今尚在，江关万里此堪伤。却愁六祝斋前雨（[眉注]先生有《六祝斋日记》），来作千华馆上霜。刚及凉秋九月半，风吹热泪不成行。”此诗用清初流人函可和尚诗韵，意郁情深。尤其结句，颇有惊心之感，与黄仲则“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有异曲同工之妙。恩师的去世，再加之自己深困沈阳沦陷之地，让金毓黻倍加伤感，连天抑郁。十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闻黄先生之丧，竟日为之不快，晡时雨作，入夜不息，于风雨凄清中尤增人之酸楚。”三十一日，在《送松客之西丰》一诗中还念念有“蕲春万里悲长逝”之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经日本出逃的金毓黻终于抵达南京，随后他就赶到黄侃故居量守庐，商量老师逝世一周年祭祀活动之事，撰写《祭蕲春先生文》，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二十五日午后，与同门三十余人公祭黄侃先生于南京发华村量守庐。此后，在战争年代，在辗转流离中，金毓黻还经管着老师的藏书。民国三十六年（1947），经黄师母同意，将黄侃的这一批藏书捐与武昌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身体欠佳的状态中，还经常关心黄侃后人的生活，其情其义，让人感佩。

　　正是由于有黄侃这样的大师相教相辅，才使金毓黻一生不管是在政界，还是教育界和学界都声名卓著有。在政界，他曾先后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监察院监察委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在学术教育界，曾任教育部编审、东北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都授、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在学术研究中，他以毕生精力投入到东北地方史的研究中，并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斐然成就。《东北文献征略》《奉天通志》《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东北通史》《宋辽金史》《静晤室日记》，他一生留给后人总计1400余万字的著述，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堪称一座硕大的学术丰碑，是中国史学界治东北史最有成就的大师级人物。诚如时人吴廷燮所评：“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又如于右任所誉：“辽东文人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