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还能“红”吗

                    □  逄春阶

    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要开拍了。 我非常尊重各位主创人员，我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但我觉得不好拍，很可能出力不讨好。

   《红高粱》小说，出彩在感觉，那语言如斧头一样劈向读者的神经。“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这个独一无二、惊世骇俗的开头，一下子颠覆了经常看的小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奇崛而陌生。

    电影《红高粱》出彩在强烈的视觉冲击，当时我在上大学，有个教授专门讲这部电影，讲得热血沸腾。但另一个教授也搞了个讲座，大批这部电影“不要脸”，暴露中国的落后，家丑外扬，有损国格等等，也讲得热血沸腾。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居然也听得热血沸腾。

    小说和电影，是应运而生。当时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思想活跃，“尊个性而张精神”。“土匪种”往往是说别人的父亲，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这不是有点儿离经叛道，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但那个年代就要这个味儿，就要把“父亲”拉下神坛，就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就要“见了皇帝不磕头”，就要在酒篓里撒尿，就要亵渎神圣。

    小说和电影，虽演绎的是抗日故事，但呼唤的是血性，呼唤的是新感觉，果断唾弃的是麻木。

    2004年12月3日，我到北京采访莫言，专门问过他，当时改编电影对张艺谋提出了什么要求？莫言说：“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莫言给了张艺谋改编的自由，张艺谋把个性的自由推到了极致。

   《红高粱》之所以成为一部文化色彩很浓的探索影片，还有个大背景，就是当时商业大潮还没来，还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好多优秀的导演、编剧，演员，都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扎猛子撒欢儿，他们的想法是单纯的，干净的，没有过分考虑票房，有点儿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他们当时没有名气，也就无所顾忌，就是要推倒偶像，拆掉一些旧框框，就是要开一代风气。

    现在呢？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一切都被裹挟而去。拍摄时间上，能短就短，原来是一年，现在是仨月，或者更短。时间长了，要赔钱啊；时间长了，耽误申报奖项啊。拍摄地点上，也要考虑商业开发啊，要包装啊，等等。主演选择上，也要考虑粉丝多不多，炒作空间大不大，出场费多不多。故事情节上，要扩充啊。《红高粱》是部中篇小说，为了电视剧的长度，为了吸引眼球，是不是也要边抗日，边恋爱，谈情打仗两不误？

    说白了，现在的电视剧，就是想钱想得多了，而想艺术想得少了，有偷工减料的故意，而无精雕细刻的自觉。就是这样向钱看的大环境，能拍出好东西来吗？别人信，我不信。

    浮躁的大环境，往往产生的是速朽的产品，看看现在流行的电视剧吧。除了泡沫，还是泡沫。

    还有，大量信息的涌入，新媒体的狂轰滥炸，兴奋点在不停转换。搞笑的，搞怪的，无厘头，反而容易火，比如《甄嬛传》。一本正经的《红高粱》还能“红”吗？悬。

    给电视剧《红高粱》泼点冷水，意在提醒创作人员，这个活儿不好干。当年巩俐是无名之辈，因为演电影《红高粱》而一炮走红。电视剧能出奇迹吗？演“我爷爷”的朱亚文，我不看好，他身上缺乏匪气，这个“爷爷”有点儿嫩。周迅演“我奶奶”，眼神够了，妖气也够了，但“我奶奶”身上的火辣，周迅不具备，周迅太冷，她要演出来，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