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晚7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此奖项。本报记者先后四次采访莫言，莫言先生也多次说起自己跟大众日报的关系。他说，从军前，看得最多的报纸就是《大众日报》。

莫言与《大众日报》

              □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莫言对《大众日报》很有感情。记得2004年第一次在北京采访他，我说：我是大众日报的记者。他说：《大众日报》厉害呀！我记得小时候接触最多的就是《大众日报》，生产队的墙上都糊着《大众日报》，经常一看就看半天。当时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在上面发个豆腐块呀。

 800字消息与20万字小说

莫言有着对生活的敏感，有着异常发达的想象力。他长达20万字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1987年在好朋友张世家的那间宿舍兼办公室的屋子里，看到大众日报》刊登的一则800字的消息引发出来的。

    莫言坦言，他根本没有实地采访，小说是完全虚构的。莫言的虚构天赋早在小学三年级就凸显出来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写得蛮好的，第一篇引起老师注意的作文是写五一节的，写体育比赛，因为每年都在我们学校的操场搞五一运动会。当时的河堐公社里所有的老师都来，有几个老师是‘右派’，他们当时是省体操队的、田径队的，他们在操场挖出沙坑，旁边放两个木架子，木架子放两根竹竿。我记得一个姓王的男老师，用滚式，一跃而过，一米八，一米八是当时非常高的高度。另外还有老师的标枪、篮球、乒乓球非常厉害，当时好多同学写作文就是流水账，几点看什么。我就写看篮球比赛，怎么传球，怎么上篮，加了一些想象成分，其他的一笔带过，老师就说，这个文章写得好。当作范文在班上读，这就一下子刺激起我的写作热情了。

     在以后的一两年之内，我的作文都会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旁边有一个农业中学，就把我的作文拿过去，让中学生们来读。

     我还记得有一次，老师出题，让每个人写一个人物，很多人就会写真实的人物，饲养员、保管员，李老汉……我就写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当时是三年级或是四年级吧，事情也是编的。我们老师就大加赞赏，说‘你们不要以为作文就是写真事，将来真要写别的，就要虚构。从此我就知道了，写作文不一定写真事，也可以用编的。我就比其他同学早开了窍。”

             “批判是文学作品一个重要功能”

    10月11日晚9点多，我见到了获奖后的莫言，我带着1988年第一期的《十月》杂志，这上面有《天堂蒜薹之歌》。

我把《十月》递上去，问：《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作品中文学的批判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你对文学批判性怎么看？

　　莫言盯着这本泛黄的杂志（采访结束时，我请他在杂志上签上了自己的名），马上回答：“文学首先是文学。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立足于文学，立足于写人，但是作家是生活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他描述的社会生活也包含了政治，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关心社会的作家，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他的描写自然而然会带有批判性。我觉得批判是文学作品一个重要功能，但对好的东西要歌颂，真善美要歌颂，一个作家在选取创作题材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内在的东西激发了他强烈的共鸣，然后才可能产生灵感，才可能使他运笔如飞，才能写出既让他自己感动，也让读者感动的作品。”

　　我又说：以前这部作品曾经用过《愤怒的蒜薹》这个名字。

　　莫言说：“这部作品曾一度使用过这个名字，后来又恢复为《天堂蒜薹之歌》，我觉得这样更贴切一些，另外也更有艺术性，我记得当年美国作家斯坦贝克曾写过一个《愤怒的葡萄》，我再弄一个《愤怒的蒜薹》，这就有点鹦鹉学舌。这个作品是我1987年写的，当时我还年轻，写的时候激情澎湃，小说里面也表达了我当时对社会的看法和认识。当然也许有偏颇的地方，我现在基本上还是认为这部作品能够代表这我对社会的态度，文学的态度和人生的态度。”

            中篇小说《红蝗》与百字简讯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蝗》，也跟《大众日报》有关系。这篇小说发表在1987年《收获》第三期。

   《红蝗》，完全是偶然的产物。莫言先在《文汇报》上看到一条100多字的消息，而这条消息，则是从《大众日报》转载的。这篇消息的作者是高密的王玉清（当时叫王玉青）。10月13日，我采访了他，王玉清说：1985年7月，我中午喝了点酒，骑着自行车，骑不住，歪到沟里睡着了，一醒来，看到浑身土蚂蚱。当时久旱无雨，农民好容易种上的玉米苗，都叫土蚂蚱吃了，我就用一根草棒，画出一平方米的框框，然后数了数，有多少蚂蚱。不少，50多只，就想，一亩地是多少。最后，我就写了个材料给高密县广播站，广播站的王永乐编辑觉得是个新鲜事，就投给《大众日报》的夜班编辑，结果刊登出来。

    我查到了1985年7月9日的《大众日报》，在头版，左下角。标题是《高密发现密集蝗虫群》，消息全文如下：

    “本报讯  干旱严重的高密县，最近发现五十年罕见的密集蝗群。以大栏、河堐两乡和国营胶河农场的两个分场最集中。蝗虫为当地孳生，已属三龄，尚不会飞，一般一平方米可有五十多只，多的一百八十多只。目前正抓紧进行人工扑打和药杀。”

    王玉清说：“这篇消息1985年9月12日被《文汇报》的‘瞭望角’专栏转载后，删掉了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蝗虫为当地孳生”，当地孳生是土蝗，而非当地孳生，就是飞蝗，飞蝗出来，那就是蝗灾，非常可怕。莫言看到消息后，当天从北京给父亲寄回200元钱，嘱咐老父亲快买粮食别饿着。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莫言小时候被饿怕了，这是本能反应。大众日报发的消息是不错的，我写的消息也是真实的。当时的河堐乡党委在号召灭蚂蚱。其中有个姓刘的副书记开广播会，他还开玩笑说：‘大会讲蚂蚱是不是有点太土了。’”

    10天之后，莫言从北京匆匆赶回来。他的好友张世家是在车站碰上他的，一见面他就问蝗虫的事。张世家说:“你上当了，那篇报道是王结巴（王玉清）这个杂种干的。他把几个土蝗蹦跶，写成飞蝗满天，弄得好多人受惊，这个事还惊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天有四架直升机要到高密灭蝗。”张世家、莫言，还有王玉清，三个都曾在棉油厂当过临时工，是好朋友。

    莫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就这么点线索他竟联想起50年前高密东北乡发生的那场蝗灾，由此写出了一部十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红蝗》，发表在《收获》上。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认为，《红蝗》应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但还没有引起大家更多关注。面对《红蝗》中展现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疯狂地吞噬着大地青绿的恐怖场面，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人欲横流的可怕。他在小说中，曾借“一位头发乌黑的女戏剧家”之口阐释出自己的创作主张：“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活200岁，我也是大师”

    其实，早在1993年1月15日，《大众日报》丰收版就刊发过介绍莫言的随笔《与莫言聊天》。随笔作者周熠。 

    周熠问莫言：“你的《白棉花》集子我看了，我觉得有两点和昆德拉相近，一是差不多每篇都带点‘性’，二是笔调幽默。这是否受了昆氏影响？

    莫言这样回答：“是吗？我还看不出来，昆德拉的议论和嬉笑怒骂的幽默笔调是很精彩的，就是读后咀嚼的东西不多，厚度不够。”

    周熠又问：当代中国文坛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大师，不像三十年代那时候出了几位大师，比如……

    不等周熠说完，莫言就说：“什么算文学大师？谁是文学大师？鲁迅？鲁迅的小说不也就那么两本？当代的作家不少写的也不差。王蒙的小说就是。……大师啊，不少是身后的事，受时间、时代制约。我要活二百岁，我也是大师。哈哈。”

    当时报刊发表王蒙不主张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激进论调，莫言的态度是：“这个问题不好说。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应有区别，事实情况是，有的作家还养了出版社，养了一些人。作家写出了好书，出版社、书店、书摊跟着赚钱。当然，有的作家不行，还得靠养。实际上，也无所谓养。一月二三百块钱，还不够抽烟。我对此无所谓，不养了，就多写点东西。”

    时任丰收版编辑、现任华夏时报社党委书记、执行社长的冯慧君回忆，1992年，通过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找到莫言，给大众日报写来一篇随笔《我与张世家》，这是莫言第一次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文章。

        《蛙》中多次提到《大众日报》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通过主人公之口多次提到《大众日报》。

     其中一章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二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那年的地瓜，平均亩产超过了万斤。回想起收获地瓜时的情景，我就感到莫名的激动。每棵地瓜秧子下边，都是果实累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地瓜，重达三十八斤。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     让莫言想不到的是，五十年后的2012年10月12日，《大众日报》真的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他获得诺奖的消息。

    还有一段写到主人公王仁美和肖下唇谈恋爱：“王仁美挑着水桶走了。她大步流星，扁担颤悠悠，两只水桶上下跳动，好像要飞起来似的。后来我当兵离开了家乡。几年后，听说她与肖下唇定了婚。肖下唇在农业中学代课，教语文。他写了一篇散文《煤的赞歌》，发表在《大众日报》副刊上，在我们东北乡引起很大轰动。听到这些消息我很感慨。我们这些吃过煤的没写出《煤的赞歌》，肖下唇没吃煤却写出了《煤的赞歌》，看来王仁美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蛙》里竟然提到《大众日报》副刊！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在我们东北乡引起很大轰动”。看来《大众日报》的副刊对他留下可非常深刻的印象。

               向《大众日报》读者问好

    莫言10月12日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又一次提到《大众日报》。

   莫言说，1973年，他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一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场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窖里，就想写小说。挖完河回家，脸上脱去一层皮，自觉有点儿脱胎换骨的意思。他问母亲要了5毛钱，买了瓶墨水，一个本子，趴在地窖里就写。

    主持人董倩问：为什么这么喜欢写呢？

    莫言说，就想发表一篇，那个时候很幼稚，觉得我能在《大众日报》这样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我的命运立刻就能够改变了，如果在报纸上发哪怕一个豆腐块，我就能变成一个正式的工人，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10月12日下午，我再次见到莫言先生。我想让他给大众日报题词。我提前写到本子上：“向大众日报读者问好。  莫言”。莫言当时正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其他记者都被婉拒在门外。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求领导方面帮忙。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耿静波是我好朋友，他给我出了注意，等采访一结束，你就进去。高密市委副书记万丽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可能快结束了，直接冲进去。

   “小逄，你还没走啊？”莫言有点儿疲惫地靠在椅子上。     我说，《大众日报》今天发了两个整版，头版头条是消息，报社总编辑又给了个硬任务，必须请你题个字。我把写好的字放到他手里。莫言笑了：“你写的比我好，就用这个吧。”

   我笑着说，我不是诺贝尔奖得主，还劳你动动笔。莫言拿起笔来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