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心佛胆”李佩甫

□　逄春阶

　　跟 李佩甫先生相见,是去年11月下旬在北京的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其中,有三天的自助餐,我就坐在李佩甫先生身边。58岁的李先生不喝酒,饭量也不大,说话声音很小,大多数时间是在倾听。每顿饭,我都想捕捉他几句闪光的话,但一无所获。印象最深的是,他皱着眉头,听我讲阅读《羊的门》的读后感。

　　当时我问李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李先生说,有部比较长的东西。问他的创作状态,他说,作家就跟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顺乎自然。

　　我根本没想到,那部“比较长的东西”,竟然在今年《人民文学》杂志第一、第二期推出来,这就是引起轰动的《生命册》。这可是他的心血之作,但我见他的时候,他心如止水。要叫我,早按捺不住了。有定力,这就是李佩甫；埋头写作、不善张扬,不声不响,走得最远,这就是李佩甫。

　　《生命册》写了一个叫吴志鹏的“我”,　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是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的当代知识分子,同时“我”又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一直“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我”是一个有乡土背景的人,先后得到了时代生活、时间、书籍三重淘洗。有过沉沦、有过堕落、有过迷失。但“我”有自醒意识,一直在反省自己,深刻地认识自己,清洗自己,然后长成一棵大树。

　　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没有原型,有没有自己的影子?李佩甫说:“在生活中,可以说有很多原型。也可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型。小说是创作出来的,肯定不是生活本身,是东一眼,西一鼻……泡出来的。”但小说主人公不停地追问,这个思考姿态,绝对是李佩甫的,他像个掘井工,在打一口口深井。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他(李佩甫)对于人性和生命意义的文学思考,正如一瓶好酒,在黑色的土地之下,经过数十年风霜雨雪的浸润,正走向最终的醇熟,每一滴都让人亢奋,每一滴都让人沉醉,让你心甘情愿跟着小说中的人物醉生梦死,最后用一种终极关怀烛照了生命。从李佩甫的《生命册》中,我们强烈地感到:当一个人的生命与土地相融时,竟会有如此摄人心魄之美。”

　　每个作家都有他最熟悉的地域和生活,李佩甫在平原上长大,他挚爱这片土地,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平原情结,平原就是他的写作领地,他在作品中一直进行着“人与土地”的对话,他是一个目光深邃、百折不挠的“人性植物学家”,他按照植物的形象来塑造人,或者说,是把人当成植物来写,写出生命的丰富性。“写作就是用认识的光照亮生活。我经常问我自己,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能长成什么样?我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往往是我在头脑中酝酿多年,慢慢发酵,在某个偶然的时机成熟,才会跃然纸上。作家应具有理想主义特质,有悲悯之心。因为文学创作不等同于记录具体的社会现象。文学是精神产品,创作者要把生活的真实放到自己构想的生活沙盘中,要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中国作协代表大会闭幕前,李佩甫先生给我的留言是“俗心佛胆”。我理解,一个作家当有世俗之心,有世俗之心,才能接地气,但光有俗心还不行,还得有佛胆,佛胆何来,从修行中来。我想到了孙犁给贾平凹散文选集序中的话:“我不敢说阅人多矣,更不敢说阅文多矣。就仅有的一点经验来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孙犁先生的话,有助于我理解李佩甫“佛胆”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