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你在高原》共10部、39卷,450万字。张炜写了22年,我读完断断续续花了三个多月。然后,又在不同场合断断续续跟张炜先生有些交流。以下是交流的实录。
张炜:维护文学所追寻的精神指标
逄春阶
谈获奖———
如长途跋涉者遇到“一杯滚烫的酒”
张炜的小说获奖,山东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表示祝贺。山东几个关于《你在高原》的研讨会,张炜都没出席,他在澳大利亚访问。临行前,我们通过几次信,其中谈到了获奖感受。
他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有点像一个人迎着北风赶路。有时候难免会感到疲惫、寒冷、沮丧,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有一种行走的快感。在这个时候给他一杯滚烫的酒,可能会把他身上的疲惫驱走一些,给他带来一点温暖。不过,如果没有这杯酒,他还是要赶路的,因为这是他的命运,他一定要奔向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是喝酒也不要喝醉,喝醉了就走不了远路。一个写作者对待荣誉,对待来自他人的宝贵的鼓励,就像赶路人对待这杯酒一样。这算是一种蹩脚的比喻吧。”
张炜先生用喝酒来比喻,很有深意。他知道我喝酒,而且知道我贪杯。我开玩笑,鲁迅说,我哪里是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而张炜呢,是把我喝酒的时间都用在他写《你在高原》上了。
张炜在他的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中通过主人公的口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得奖啊,画廊上的成功啊,那不过是人们制造‘屑末’的一种方式……只要是屑末,就永远别想掷地有声,风一吹就了无痕迹了。”读到这段话时,我还跟张炜交流过,问他现如今,心态有变化吗?他说:“没有什么变化,和当时书中的人说的意思多少有些相似。因为来自各方面的真诚鼓励是十分宝贵的。但是不要总是把它捧在手里,这样就腾不出手去做事了。任何荣誉和赞赏对于艰苦的文学劳动者来说,都要恰当地放下才好。既要感谢来自他人的鼓励,又要把一切交给时间。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这句话是非常好的。一些骄幸、奢望、误解,都会被时间压缩掉,最后每个人应该在什么位置上,就会回到什么位置上。所以有很多名噪一时的文学家、艺术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暗淡无光了,这就是‘各归其位’了。一个写作者对时间要有敬畏感,有自信心,不可以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只需老老实实地工作下去。”
谈行走——
这是写作的一种常态
好多评论家,都说《你在高原》是一部“行走之书”,怎样理解“行走”呢?张炜是这样回答的:“说它是‘行走之书’起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书里写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在路上的人,像流浪汉、打工者、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各个职业的都有,有学术泰斗的走,有一般贫民的走,有知识分子、老翁和少年,有痴子的走,乞丐的走,流浪艺术家的走……各种各样的人都写到了。这是现实层面的。还有,就是作者的写作状态――作者也在不停地走,不停地跋涉。我去了国内外好多地方,南与北,东与西,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和比对,做些思考,把视野尽量放大。特别是在半岛地区的山地平原,更是细细地走。这个过程中伴随着阅读、记录和写作。我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行走中完成的。”张炜为写这本行走之书,像学者又像记者一样,本想沿着主人公宁伽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后来因为一场难以预料的事故,他的实地勘察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张炜说的小说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这两种“行走”,有没有交集呢?他说:“书写完了以后,有一种极其空荡的、失落的感觉。因为我与书中的男男女女,这所有的人一起生活了2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突然告别了他们,就会有一种不适感和恍惚感。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作家,他在一部作品完成以后,正跟书中的人物一一告别,那个场景是他们在抱头痛哭。我非常理解这幅漫画,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夸张。试想,我跟这一百多位人物的密切讨论、倾听、争辩、相处,已经长达二十多年,而今不得不结束了,分手了。而这之前我已经习惯了在他们中间、在那个世界里的生活,我与他们的关系,许多时候比现实世界的关系还要紧密、贴近。”
每一个作家,哪怕要取得一点点成功,都需要经历现实中的顽强抵抗。张炜说,稍微不同的是,我22年写的是同一部书,要经受同一种反作用力,它在这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就是说,维护22年工作的同一个“气场”,同一个“场态”――小心翼翼地维护“你在高原”的精神境界、意境,维护“你在高原”所追寻的那种诗意,那种精神指标,一点都不能让它偏离,22年都要守住它,这个难度和写单一的作品还是不一样的。单一的作品,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半年就可以结束。而《你在高原》,需要几十年。
谈结构———
把阅读的自由留给读者
书中,主人公“我”(宁伽)和“妻子”(梅子)贯穿始终,参与故事的建构和情节的推动,故事推进从容有序。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明白,小说越长,结构越难把握,《你在高原》在这方面却非常出色。作为一部宏大的史诗建构,《你在高原》其实要完成的是对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精细勾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以宁伽、林渠、庄周、吕擎、凯平等人为代表的五十年代生人的心灵史。这代人“在世纪之交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舟被搁浅在人性荒滩的时代氛围下的精神蜕变和人格突围,它所要廓清的是信仰的参天大树在现实荆棘之地寻求“在场”空间的艰难行进路径,以及崇高的人格道义被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流所边缘化的不幸境遇”(著名评论家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掖平语)。
从艺术创作角度,张炜对《你在高原》有自己的表述:《你在高原》与其他系列多卷小说不太一样。系列小说每一部的故事一般要是独立的,它在同一个名字下面统帅了很多不同的、或稍有联系的单行本。但《你在高原》是同一些主人公、同一个大故事下的长卷,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就要处理无数的细部问题,光是技术方面的环节,整合起来就要耗费很多心力。如果是系列小说,下面是互不相关的几个单元,那么写作和修改只需为这个单元负责,不存在单元和单元之间丝屡相连的复杂关系,更不要说韵致、意境等等的协调统一了。《你在高原》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追求史诗式的写法。就像圣经所说:从窄的门进入。事实上它的10部39卷都是可以单独阅读的,采用的是现代结构方法,既可以从头读起,也可以从任意一部开始。读的顺序不一样,获得的感受便不一样。这样就把结构的自由留给了读者。当然,如果按照作者给出的顺序从头到尾读下来也好。如果读了哪一部,不读其他,并不会有情节上的缺失感。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是现代主义的,它这种特质不光体现在每一个单元内部,而且体现在单元与单元之间、卷与卷之间。这就要求作者在结构之前想得很细、很多,在写作之初做大量的、类似于数学运算那样的缜密思考――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即理性的东西太强,会削弱感性,压迫感性,而这又是长篇小创作中最忌讳的事情。所以说这两者是矛盾的,这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全都要考虑到、处理好,不然这个作品就就成了一个机械的、拼接的、零碎的、糅杂的怪物。
谈最看重的几部———
最看重的是其中的四部
我读完后,问张炜先生,这十部书,你最看重哪几部?张炜说:“《家族》《海客谈瀛洲》《人的杂志》《无边的游荡》这四部,我最重视。”但我说,我还特别喜欢《忆阿雅》,当然还有《荒原纪事》。张炜说,每个人喜欢的肯定不一样嘛。
在《荒原纪事》中,有一节叫《魂魄收集者》,写的是一个神医三先生,他能收集死人的魂与魄,三先生这个人物塑造得微妙传神。这让我想起《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章。这一节后来被收入《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无边的游荡》充满了对人生、对环境的深切忧虑。比如说到城市,他写到:“这是一座没有重量、没有历史的城市。一座小城从史书上看是一回事,从眼前看又是一回事儿。它有古老的文化,经历过几场有名的战争,在一两百年前就是一座好城市了。可奇怪的是它后来不是变得越来越庄重,因年龄的增加而稍稍地增添一点儿尊严,相反倒是越来越稚嫩、单薄和轻浮。它要慌忙不迭地追赶潮流,要拆毁,要装扮,要拼上老命去模仿,最后把自己弄得不老不少,看一眼都牙碜。”这也让我想起了张炜在另一部长篇《九月寓言》中说的,“城市是一块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
谈大李子树———
大李子树是我童年的摇篮
张炜小时候,居住在一片树林中,见树远比见人多。时间长了他也就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对大自然无比敏感,对树、小草、小花、野兔、刺猬、猫、狗等等,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在他的小说《你在高原》里,经常出现李子树的高大身影,可谓弥漫着李子树的独特气息。比如在《忆阿雅》卷中说:“那棵大李子树啊,那棵走到天边都无法忘怀的大树啊。我一想到它就想到了外祖母,它银色的、雾一样的花朵就像外祖母的满头白发。”又比如在《荒原纪事》中写的:“我一遍一遍遥望那棵巨大的李子树;它的银亮亮的花朵,喷云吐雾般的巨大树冠。它笼罩了我的童年,把我的整个人生都镀上了一层银色……”“……我甚至嗅到了太阳的气息。空气中充溢着一股药香味,这么熟悉。它是我童年时候多次攀援过的那棵大李子树的气味。宛若春天。它那一片银色的花朵铺天盖地。外祖母就在大李子树下洗衣服,我攀在密密的枝桠中间,往下望着她雪白的头发……”在《我的田园》中,则用了诗一般的语言大段地写到李子树:“我崇拜一棵树,像它那样,一生都要抓住一片泥土。”
今年5月20日晚,在张炜家中,谈到大李子树这个意象。他对我说:“大李子树,在我老家屋后偏右一点,比房子大多了,我一生就没见过这样大的树,蝴蝶、蜜蜂,围绕着大李子树飞来飞去,那时我跟我弟弟整天在那里玩,在树下,大李子树是我童年的摇篮,后来被伐了。那树桩比碾盘还大,树底下有口井,是砖砌的井,离李子树不远,可能水脉好,树就长得旺。那口井,供应整个矿区。大李子树,对我一生很重要,凭感觉,那是一种意象。”
大李子树是张炜的庇护之树、幸运之树、思念之树。大李子树在张炜心中永不凋零。
谈景物描写———
每一棵野菜,我都见过
在《你在高原》中,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如野地宿营,山间行走,清晨寒露,落日辉煌。等等。张炜的描述,枝叶葳蕤,让人置身其间有想跟着奔跑的冲动。比如在《家族》中写的这样一段,就牵扯好多的植物:“……一片焦死的槐棵。连矮矮的小叶杨、紫穗槐棵子也在作最后挣扎。地上的隐子草、大画眉草和华北臭草、朝鲜碱蓬……偶尔看到一些远东羊茅还绿莹莹的。”而在《我的田园》中,提到能充饥的野菜小蓟、东方香蒲,还有金灿灿的矛叶荩草和求米草,白茅和狗尾草,香附和阿穆尔莎草等等,还有那么多的各色动物,都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抽象的一笔带过。
张炜对我说,有一位作家,看到他写了那么多植物,很惊讶,说查了书中的野菜名,没有查到,原来都是张炜编的。其实这位同行说错了,这都是实有其名啊,每一棵野菜,他都见过,知道其名字。
谈写作感悟———
小说的虚构,从寻找语言开始
我听张炜说过一位贤哲的话,至今记得:“我每一次到人多的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从前了。”这段话张炜多次提起,可能给张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发现他一字不差地引用,并且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太到人多的地方去的人。
今年6月18日下午,山东省话剧院排练《古船》朗诵剧,张炜推掉了好多社会活动,从头到尾看完了演出。看后他很高兴。他说,写《古船》的时候,还是稚嫩了些。优点是纯洁,青春,激情,有爆发力。当然,青春的东西,本身也深不见底,清澈,我现在已经写不出来。
他对演员说,要把文学的东西突出出来。任何小细节,都不要犯概念化的毛病,语言和表演,要冲垮概念化,生活中是这样吗?一定要冲破平均数和概念化。悲痛,有没有另一种表达?欢乐有没有另一种表达?把纯粹的东西突出出来,把永恒的东西突出出来,把非概念化的东西突出出来。在这方面,一定要倔强些,再倔强些。
他还谈到了写作的一个重要感悟:大多数人以为语言不能虚构,只有故事和人物可以虚构,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到了情节和人物才开始虚构,那已经有些晚了。必须早些动手,从语言开始。文字是一种记录符号,到了阅读者那里还要还原,还原成声音和意义。它只是默读的,是通过眼睛把符号还原成意思和形象,发酵并进入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叙述语言,甚至是人物的话,都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语言。原样拓下的生活用语,文学性很差,其原因就是没有经过虚构。文学跟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文学不是比生活更集中更强烈,而是经过了心灵发酵之后的某种“异物”。粮食再压缩也成不了酒,只有发生了化学变化之后才能成为酒。这种化学变化,写作中主要是指“虚构”。这种极其复杂的虚构性,给文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晦涩性。有时一部作品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特别好读,发行量也很大,但仍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写作,因为它只发生了物理变化,即把生活的粮食“集中”了“强烈”了,并没有发酵为酒。发生了化学变化的、极其独特的个人表达,不能重复的那种表达,就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让大众理解和接受,很难一下引起共鸣。它会有一种异相,产生出某种生疏感,这需要时间去消融和化解。所以它更有可能被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淘洗而变得熠熠闪光。于是我们会发现,那些极其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并非是一开始就热闹起来的。
张炜说:“从语言开始进入虚构是很困难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写作一般并没有尝试从语言的层面进入文学,而直接想从故事和人物进入。可惜文学只有一个门,那就是语言的门。离开了这个唯一的门,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所以作文学研究,包括阅读,跳过语言去掌握情节和思想,是不可能读懂作品的:无论围绕文学作品这座建筑转了多少圈,哪怕是两百圈,只要没有找到语言这个门,也就永远隔在了整个建筑的外面。”
谈打算
下一部准备写篇幅短一点的
张炜太累了,22年完成这么个大东西。下一步,他想写短一点的东西,精雕细刻的。短暂的休息之后,他还有好多的创作计划等待着去完成。
张炜认为,一般来说,一个纯文学作家,他最好的创作年华是45到65岁这二十年。在这个时候,生活阅历、艺术技能,还有身体,都是比较谐配的,是一个契合时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知了天命才能写出有神性、有宇宙感的作品。天命就是神性,是宇宙性,所以50岁之后往往才能写出真正的杰作。如果50岁以后不能写出他自己最高水平的作品,这个作家也不可能很大。反过来他的代表作都是50岁之前写出来的,那么这个作家就有些不够完整。知天命之后反而丧失了生命力,不能写了,这当然是很可惜的。我希望自己50岁以后,能交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但说不好是哪一年。
张炜喜欢跟我们几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座谈,有一次,小说家马金刚请张炜说一句话,让自己永记心中。张炜说:“要跟别人不同,每天一点点地坚持,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坚持,长久就不同了。要外圆内方。我一切都明白,但我不去做,我是很固执的,有些问题我不会妥协。”
在张炜家中,我看到他写给一个友人的一幅书法,颇可玩味:“春天之马也骏,诗书之声也朗,缘何刷刷泪涌,想起红叶风中。”
(原文载河北日报 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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