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好不好，不妨试一试

——一瞥“茅奖”的评选“三制”

□ 逄春阶

    公布实名投票。可能吗？几乎不可能。评奖，尤其是国家大奖茅盾文学奖，一公开，乱了怎么办？茅盾文学奖，绝对不能制造矛盾，一公开，矛盾不就来了吗？可以说，有一万个理由不公开。我正怀疑着，《文艺报》来了。

    平时看《文艺报》比较少，但在“茅奖”评选的那20天，我突然开始亲近这张报纸。因为它一个版一个版地公布“茅奖”投票的情况，那些标志投票的小黑五星，布满了版面，如星星在晴朗的天空。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一点都不觉得枯燥。我还饶有兴趣地研究我认识的几个评委的选择。最后，我把报纸都收藏起来，因为这有象征意味。看到这些实名评委的选择结果，我就能想到他们在投票时的神态，仿佛我就在投票现场，我的知情权得到了尊重。

    一个奖有没有分量，最重要的是看作品的质量。评出好作品，评委得有眼光，有水平，得处以公心，也就是要有胸襟。但单靠个人修养是靠不住的，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这届“茅奖”评选，实行实名投票和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大评委制、初终评一贯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这“三制”，虽然是个小小的改革，却意义非凡，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公开透明。61个评委，每轮投票，都原汁原味地公布在媒体上。一共通过五轮投票，一轮一轮淘汰，先是从178部到81部，从81部到42部，从42部到20部，从20部到10部，最后从10部到5部。谁投了谁，谁没投谁，一目了然。文学圈子就这么大，大家几乎都认识，关系也不错，投还是不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稍有不慎，就导致关系紧张，甚至撕破脸皮。61个评委，肯定有为难之处。担任评委的作家麦家直言，实名制投票对评委有种精神压力。“越（投）到后来相熟的人越多，即使现在不认识，接下来很快就可能见上面了。”如果不公开，麦家肯定不是这样的心态。

    据我了解，当实名投票办法宣布的时候，评委一致赞同。这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和渗透，为他们完成使命创造了好的条件。使命就是：从文本出发，从文学出发，评出好作品。于是就有了“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不敢有丝毫懈怠” 的态度。而大评委制，则打破了小圈子，原来评奖，主要是北京、上海等地的评论家，现在画个大圈子，各省都有评委，多给大家发言的机会，这就扩大了评委的代表性。

    对实名投票，作家的态度如何呢？我们看看刘醒龙。他的《天行者》获得56票，只有5位评委没有投给它。刘醒龙说，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没有把票投给《天行者》，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不会影响他对孟繁华的敬意。刘醒龙说：“上一届‘茅奖’揭晓之夜，我正好在济南开会。深夜，孟繁华拉我到外面喝酒，对我讲了一番可称为醍醐灌顶的话，我才下决心写《天行者》的。”我欣赏刘醒龙的态度，理解评委，替评委着想，以平和之心待之。这是大家所为。

    实名制，也可能导致不公正，比如容易被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左右，自己的个人化取舍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等等。但相比来说，利远远大于弊。对每一点进步，都应该小心翼翼地呵护，而不应求全责备。所以，我为“茅奖”实名投票和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叫好，也对评委们配合这个改革的举动，表达我的敬意。

    检验改革效果的，最终看结果。5部长篇小说获奖，都在45票以上，说明基本得到认可。当然有质疑，这很正常，质疑说明大家在乎这个奖。但我发现在质疑中，关注作家身份的多，关注作品本身的少；关注作品存在形式（如长短）的多，关注作品内容（如厚重或浅薄）的少；看热闹的多，看门道的少。比如在评选结果出炉之前，《收获》杂志执行主编、作家程永新就曾发微博说：“张炜要得奖就滑稽了，因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责编。”程先生这样说，就有点绝对了。我不是责编，但我也读了，而且感觉不错。至于有些人质疑说，像《你在高原》那么长的作品，好多评委没读完，怎么就可投票？我是这样想的，一个苹果，是酸是甜，咬一口就知道，不必吃完才判断。一个鸭蛋，吃一口，或者闻一闻，就知其咸淡，不必把那个蛋吃完，才判断。窃以为，在质疑之余，找书来读读，是最好的选择。“茅奖”，毕竟不是超女选拔，少的是娱乐元素，需要回到书桌，安静地阅读。

    让暗箱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些吧。本届“茅奖”评选办法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如果我们的其他评奖也如此，那就太好了。比如我们山东的各种文学类评奖，有没有可能，也尝试一下实行实名投票和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    

   效果好不好，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