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李裀

李滋厚

      李裀，字龙衮，景芝镇内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李懋桂是明代万历年间举人，封奉政大夫。《高密县志》有其传记说：“工草书，能文章……常出余粟，以周贫乏”。懋桂祠堂为竖字匾额。自明至清以及民国，为镇内仅有的竖字匾。其父衍庚为光禄寺署丞，给明朝皇室办理膳食。

    景芝，明、清、民国，分属高密、安丘两县。李裀之家原属高密县，建国以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景芝镇全部划归安丘，因之，可将其作为安丘人看待。

   李裀于明崇祯九年（1636）中举人，清顺治六年（1649）副榜进士。初任中书舍人，升礼科给事中，负监察进谏之责，以后转为兵科右给事中。李裀为官清正，不仅从不考虑富贵永葆，子孙绵绵，而且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以至抄家灭族。其性耿直，不怕权贵，对上敢于犯颜直谏，冒死陈言，当时朝廷公卿都以他为俱，凡行贿受贿者往往互相告诫：绝不能让山东李裀知道。李裀在朝为官期间，给顺治皇帝上过十五个奏章，其中十个是澄清官制，揭发贪污，选贤任能的；三个是为民请命，清查屯田和安置流民的；一个是劝皇帝缓于谒陵的；最后一个是为消除满汉两族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写最后这一奏章的原因是：满清贵族入关后，强占汉族人田地，圈以标志，凡“圈地”所到之处，原主立即被赶走，房屋田产全被抢夺。满族统治者用威逼、恐吓等手段，强迫失去土地房屋、饥寒交迫的汉族人民，投入满族势要门下，为其耕种田地，充任杂役，名为“投充”，实则变成满族统治者的奴隶。“投充”的汉人，在不堪其苦的情况下，大量逃亡。而满清统治者在当时又立了极为严厉的“逃人法”：凡“投充”而私逃的汉人，投民间一宿，即素不相识，也指为窝主，治以重罪。奸邪之徒，诬陷良民，从中取利。每一案起，因株连蔓引，招致家庭破败者，常若干家。致使满汉两族矛盾日益深巨，“逃人”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族人民处于水火之中，而王公大臣竟无一人敢言及者。对此，李裀心情极不平静，即拟上奏皇帝，要求解决。惟此时李裀无子，其夫人忧遭不测，李氏断嗣，苦劝其纳妾。而李裀认为伴君如伴虎，倘遭抄家灭族之祸，子女众多，只是多死几人而已，不知少死几人为好。其夫人委婉相劝：君为官尽职，妾不敢阻拦，但妾为李家后嗣着想，也属应当，况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即触上怒，也必能逢凶化吉。便毅然代夫选了个通情达理，曲己待夫之女为妾，后果生一男。

    李裀有子后，即迫不及待地拟写奏章，斋戒沐浴，焚香再拜上呈现。文中多有针砭时弊、易触上怒之词，如：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莫不旦夕之命。是皇上为天之子，而独东人（指从东北入关之满人）为皇上之人也？”“不思恩义维絷其心，而但欲以法穷其所往，法愈峻，则逃愈多。学医犹曰‘人费’，立法乃以人试乎？”（详见《谏逃东疏》原文）同乡上官代理吏部尚书的刘正宗对李裀说：奏章的话过分苛刻露骨，恐招不测之祸。李裀回答：“我身为言官，眼看百姓受苦，我不说话，谁还当说！”义正词严，毫无悔惧之意。

    皇帝接阅奏章后，暂留身边，未交有关部门处理，亲自召集诸王大臣面议。郑亲王等恶其所言，认为损害满清贵族利益太重，且内中语言苛毒，应治重罪，皇帝未表同意；改议先行杖打，再流放宁古塔，皇帝仍不同意。最后迫于众议，始将其流放到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尚阳堡。李裀原准备以身殉职，甚至不惜灭门之祸，故奉充军诏旨后，欣然就道，毫无难色。他这样心情愉快，态度从容，实出诸王公卿意料之外。

    李裀家颇富有，相传其明代祖上留下的土地有千顷以上，家中埋藏的金银财宝有50多处。解放前后陆续发现若干处。最少的一处有金银财宝几架筐（挑粪工具）。镇内原有明楼一座，匾额上写着“李氏之楼”，院内平房与明楼配称，日伪时期（1938年）始除。景芝镇内曾有最大的庙宇，因在旧猪市，一般称“猪市庙”。拆除后的场地，可容整营整团练兵活动。以上建筑均为李裀之祖所留。

    李裀妻妾深知其夫“文死谏”之决心不可劝阻，朝夕忧惧其家与夫俱亡，即尽量广行善事，积德修福。原镇内有广场叫大湾崖，为李家所有，从那时起，所有在此摆摊做买卖的，都不收“地铺钱”；并在镇外周围设义田（即舍墓田，民国时期，办理土地陈报清查时，尚有160多市亩），毫无代价地任人埋葬，随意耕种。还出钱将从景芝到北京的路和桥，整修完善，维护畅通。沿途路边，三里设砖井，十里设饭店，进店者不管有钱与否，随意食宿，从不计较。所营修路、打井、设店各种善举，惟恐有人借此诬陷其夫收揽人心，图谋不规，故只说是为了自己家里人往来北京便利而为。由此可见当时官场的黑暗与其家人的用心良苦。

    李裀发配一年之后，顺治皇帝看戏，当他看到《椒山写本》时，心有所悟，认为李裀与椒山有相似之处，不应以罪人立论，当予任用。随下旨把李裀召回，并“命督捕司永著为例”（本句是引《李裀传》原句。笔者的理解是：命令督捕司这个机构永远著写明白，这次治罪李裀是失策之例。今后再有大臣上疏，不应以其言词偏激，便不管其内容正确与否，轻率治罪）。下诏书的人到达不久，年只59岁的李裀就死了。诏令将其灵枢运回，葬于原籍景芝。

    去运灵枢的人是位名医，又是李裀的近分。他发现李裀系因中毒致死，曾多方告状，为其申冤。只因刑部、户部互相推诿，其冤终未得申。原来李裀因在朝为宫时，政敌遍布，这些人害怕李裀回朝，对自己不利，便暗地买通使者，在饭菜内下毒，将其杀害。

    当李裀被流徙时，一向对他不满的王公大臣自是庆幸，但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却不顾冒同情罪臣之名，无视文字狱的残酷，仍各抒己见。据《高密县志艺文篇》所载，丁耀亢《寄别李龙衮流徙辽东》的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雨露均，地无南北尽王臣。

哀鸿不散中原泪，得马难凭塞上尘。

故园几年劳梦寐，寒岩一语见阳春。

闻君慷慨临歧路，寄语河梁一怆神。

还有毛腾蛟《送李龙衮奉诏诣尚阳堡》的诗是：

朔风一朝起，严霜惨以冽。

君为秦庭哭，举国惊欲绝。

当年贾太傅，奏策肠九折。

谁知今日泪，一字竟一血。

人心本无异，天时有明灭。

出拂冀北云，独对关山雪。

圣主自辟门，吾道愧明哲。

天空日影寒，吞声已成咽。

    从上面的几首诗可以说明：是非自有公论，正义、真理是不容抹杀的。

    在旧社会里，景芝和各地广大农村一样，穷人很多，因衣食不继、病饿而死在路途的人（时称路倒）是屡见不鲜的。发现”路倒“之后，就要惊动官府验看。死在谁家的地方，谁家即受牵连：轻者破财，重者倾家荡产。但死于李家所有的镇内大湾崖和镇外义田内者，却均埋之了事。甚至死在安丘地段上的，验看知县三翻五翻，只要掀到高密县李家之地，即不再追究，一埋了事。过去景芝打架斗殴的人，往往要说：“有种的咱上大湾崖，打死没有找狗皮的。”

    李裀是给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当言官的。顺治只当了18年皇帝。第二个皇帝康熙时，满清贵族鳌拜，还提出重新“圈地”、“投充”的建议，可以想见顺治时期满清贵族的狂恶程度。而李裀竟想只手回天，冒死诤谏，没有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是不可能的。所谓“忠臣不怕死”，李裀是当之无愧的。李裀死后，部分王公朝臣是极愿其人其事永远湮灭的。但其档案奏章却无法消除。自从鳌拜被康熙处死后，“圈地”、“投充”之议也就停止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高密县志》为李裀立传。雍正元年（1723）九月，奉诏崇祀李裀于“忠义孝悌”祠。前些年平墓时，有人专找李裀墓葬，但只发现其衣冠冢，墓葬终未找到。

    从前，高密县有张、王、李、单四大姓，李即指离开景芝迁居高密县城的李裀后代。高密县城解放前，李的后代仍为该县屈指可数的地主。主人是个书痴，给他家管事的人叫李仞千，当时是高密县有名的绅士。李氏住在景芝的后代，过去叫“明楼十三家”。

附：参考书籍及材料

1.康熙四十九年《高密县志》中的《兵科右给事中李裀传》

2.民国二十四年《高密县志》有关李裀事迹

3.现代《安丘县志》送审稿《李裀》

4.《李裀传及其疏十五》（单行本）

5.嘉庆十年《李氏家谱》

6.光绪二十二年《李氏家谱》

7.零星收集未注年月的《高密县志》有关李裀事迹

8.李氏家族传说证实者及亲眼所见

9.《中国古代史常识》的“明清部分”

10.《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11.《辞海》

       向族叔、尊师家长李滋厚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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