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为何年年来小井

                                  农村大众记者 单体敏   本报记者  孙晓娜  逄春阶

　　我们采访了解到，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几乎年年要到东明县小井乡的小井村，年年要见见村里的一个叫张殿兴的农民。这是为什么呢？

    9月3日傍晚，我们见到了张殿兴，张殿兴正坐在自家院子里一棵石榴树下乘凉，摇着蒲扇眯着眼睛，就这么惬意地坐在一把看起来有不少年头的椅子上。对74岁的张殿兴来说，晚年能有这么好的光景感到非常满足：“不为吃穿发愁，儿女也不用自己操心了，还有啥不满足的呢？提到周书记，说来话就长了。”

    上世纪70年代，东明县是菏泽出了名的贫困县，位于三春、刘楼、马头三个公社交界的小井村是最穷的村之一，“穷到什么地步呢？俺们全村300多户、1700多口人，常年在外要饭的就有900多人，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维持。”而张殿兴一家又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俺在院子里搭了个窑给生产队烧瓦挣公分，老伴就出去要饭。”说起过去的苦日子，张殿兴一直摇头叹气。

    1977年是张殿兴一家过得最苦的一年，队里庄稼收成不好，每人只分了一碗麦子，四十斤地瓜干，政府发了《购粮证》，可是家里连一毛钱都拿不出来。“算算家里值钱的只有房瓦和檩条了。当时三间房子，扒了两边的两间，卖了房瓦和檩条凑了点钱买了点粮食。”

    1978年1月16日，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走进张殿兴家的院子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景象：院子里空荡荡的，连堆柴草都没有。三间堂屋拆了两间，只留下中间的一间孤零零地杵着。屋里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床，在靠墙的地方用砖围个圈，里面铺上麦秆就当床了，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全睡在上面，全家人只盖一床破被子。

    “周书记看了看俺家的粮缸，里面只剩下两斤地瓜干，他又要揭灶上的锅盖，俺拦着不想让他看，他说：‘我大老远来的，你还不管口饭吃吗’，硬是把锅盖揭开了。”周振兴揭开锅盖，里面有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窝头，另外还有些菜团子。“菜团子是用高粱壳和地瓜叶，用榆树皮面粘在一起的，周书记拿起来给一起来的人分着吃，有个女同志当场就吐了出来。”

    说到这里，张殿兴深深叹了口气，“苦得很啊！”不是菜团子苦得很，而是生活苦得很。说话间张殿兴的老伴、已经73岁的张平老人回家来了，听到老伴回忆过去那段苦日子，张平在一旁默不作声。

    其实作为一个母亲，张平对生活的苦痛体会得更深刻，“她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孩子出生后没有奶吃，她只好月子里找别人要奶喂孩子。自己出去要饭。”张殿兴拉来一条小板凳让老伴坐下，“她跟着俺没少吃苦啊。”

    张平不肯坐，她站在老伴后面悄悄抹眼泪。隔壁二儿子家的两个孙女趴在墙头上看到奶奶抹眼泪了，就一直喊她，张平走过去与孙女说话。“她脾气犟，提到过去的日子就爱哭。一哭就止不住。”张殿兴说。

    张殿兴的贫穷深深触动了周振兴，当天回到东明县城，周振兴召集县委常委开会，一直研究到深夜一点多，指导思想就是“不能再让农民守着土地挨饿”。

    1978年，小井村不仅把收归集体的自留地和作价归集体的地排车退还给农民了，还把全村2000多亩荒地和盐碱地“借”给了农民自收自种。张殿兴家里“借”到了两分多地，“当年就打了四布袋（400斤）麦子，全都是自己的！”这一举动，比安徽小岗村要早了半年多。

    想起当年把四布袋麦子扛回家的情景，张殿兴忍不住笑，“俺在路上想，这得装多少碗啊。”1979年初，张殿兴家里每人分了半亩“口粮田”，还是自种自收。

    1980年，张殿兴家光麦子就收了4200斤，“以前，俺村连野菜和榆树皮都叫粮食，过了三年，家家户户吃上了白面馒头。”这一年，张殿兴把拆掉的两间房重新盖上了，“要是不分地，苦日子看不到头啊。”

    从1978年起，周振兴每年3月份都来小井村，每次到来张殿兴家，“他来一年，俺家里情况就变一年，连着来了八年，家里的情况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啊。”

    如今张殿兴和老伴住在翻新的老宅子里，五个孩子各自成家。老大今年刚盖了新楼房，老二的房子也是前几年新盖的大瓦房，与张殿兴隔墙而住，唯有常年在外打工的老三让他不太放心：“一年回不来几次，也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舒坦不舒坦，其实回家种地也挺好的。”种了一辈子地，张殿兴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老两口的六亩半地至今舍不得分下去，“除去半亩菜地和一亩棉花地，剩下的五亩地今年打了6000斤麦子，够吃够喝了。人啊，要惜福，没过过苦日子的不懂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