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美化”先“妖化”

                                 逄春阶

    “ 好酒怎么了？好赌怎么了？好色又怎么了？”这是中南大学年轻的女教授杨雨在湖南长沙政法频道讲李清照时评价李清照的骇人三问。杨雨眼中的李清照就是好酒、好赌、好色。我是先看到报道，然后在网上看了杨雨的演讲视频的。看完，觉得杨雨讲得没有那么邪乎，那些狠话，一切是为了炒作的需要，她只是把李清照当成一个思想解放的同龄人，而不是当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词神来解读的。好多网友说，杨雨是把李清照“妖魔化”了，没那么严重。
    李清照是堂堂的正面形象，要想在这个浮躁的年头复活，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就得加点颜色。于是杨雨就成了化妆师，根据当下观众的喜好，来打扮易安居士。试想，如果杨雨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讲解，还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吗？
    原因在于，大家的神经如今变得麻木了，原来针扎就痛，现在锥扎也不管用了，心灵都起了老茧子。那就需要下猛料，需要锋利的刀子和斧子。也就是要惊世骇俗，要矫枉过正，哪句话狠说哪句，哪个词凶用哪个。等唤起观众的兴趣后，再展示其美好的一面。我喜欢李清照的诗词，心中的李清照，是眉清目秀，才华横溢，不染风尘的。可是杨雨评价说“李清照是个赌棍，一点不冤枉她”、“她是迷恋赌博，精通赌博的赌神”，“酒鬼李清照”。初听来觉得别扭，刺耳，因为这些词一般不会用在女性身上。但听完也并没有更严重的反应。因为杨雨的讲解有自己的方向，那就是为了“美化”，先来“妖化”。杨雨是在说书，就跟单田芳一样，不是宣读关于李清照的学术论文，应该尊重她的个性化、通俗化解读。
   有个现象值得研究，那就是一味的“正确”没人关注了，“错误”反而让人感兴趣。比如体育解说员韩乔生再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观众不答应了，他必须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才够味，才过瘾，才像个韩乔生。大家喜欢经常来点儿口误的韩乔生。
    追求残缺，不追求完美。太过完美，不食人间烟火，那就陷入“伪”。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妖魔化”，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非常反感“文革”期间塑造的那些高大全式的人物，那些所谓的正面人物破坏了人们的审美感觉。非好即坏，生活哪那么简单，人群分类哪那么界限分明。但解读历史人物，要有个底线，就是要真，不要假，也就是不能离谱。
     杨雨的讲解，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评价李清照时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是把李清照的诗词等同于李清照的自传了，于是得出了许多荒唐的结论。诗词是一种创作，有艺术的虚构元素，不可能是“起居注”。莫言在小说《红高粱》的开头这样写：“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但莫言写的是小说，而不是自传。你如果说莫言的父亲就是土匪种，那就大谬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李清照是咱山东老乡，山东研究李清照的学人也不少，为什么就不能出个杨雨这样的人跟她PK一下呢？去年4月22日，于丹来曲阜讲学，各媒体都非常关注。遗憾的是，我的母校曲阜师大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我问其中的一位教授：“怎么不请于丹到学校讲上一课？”这位教授说：“于丹又不是学者，请她干么！我们学校讲《论语》的随便挑出一位就比她讲得好！”也许这位教授说的是事实，但是你能否认于丹的影响力吗？你能否认于丹的“酵母”功能吗？
    对于丹和杨雨，有些老学究不喜欢，让他们不喜欢去。讲错了，讲对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她们讲出了影响，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我呼唤齐鲁大地上于丹和杨雨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