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同学同祥(续)
大约从1993年开始,王同祥就开始酝酿往内地调动。我当时住在潍坊日报社的宿舍里,宿舍很小,他就睡在沙发上。有时,白天他出去找应聘单位领导,晚上,我们彻夜畅谈。
同祥不愿意求人,每次进门前,都先假设,假设人家不在就好了,忐忑不安地敲来领导家的门,已是手心都出汗了。他跟我谈,到潍坊的几个中学试讲过,但后来都没了下文。一边说,也一边骂,我也帮他骂,骂累了,就开始讲他在青海的经历。
他说,刚到青海时,人生地不熟,白天还有学生,热热闹闹,晚上,一个人蜷缩在宿舍里,分到青海的同学相距都很远,平时很少相聚。同祥就买了个收音机,一边自己做饭,一边听,吃了晚饭,批改作业,睡下时,老想家,就开着收音机,一直等自己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收音机还开着。早晨醒来,有时枕头都是湿的,梦中都流了眼泪,同祥是个家乡观念很重的人。
我把我的作品翻出来让他看,他感觉分量太轻,缺乏个性。我是相信同祥的话的。他给我复述了《青海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大意是,有个三口之家,晚上正在看电视,突然停电了。母亲就到处找,好容易找来一截蜡烛头,点上。在烛光下,父母就讲故事给孩子听,然后就用两手在墙上弄出牛头、马头的影子,讲着,做着,突然来电了,于是把蜡烛吹灭。父母继续讲故事,可是,再讲不是那个味儿了。孩子就建议,把电灯拉死,把蜡烛点起来,如此这般。在蜡烛下,继续讲故事,但老觉得也不如原来讲的有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引人深思。我们两人就开始分析,蜡烛下的的氛围是传统的,而这个传统只能是偶然的一现,偶然的一现,如果让它再现,那就是刻意为之了。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就稀释了本初的面目。
记得当时我正在重读美学家高尔泰的论著《美是自由的象征》,其中谈到异化问题。高尔太认为,异化是人类的自我分裂。社会进步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桎梏。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个人,被束缚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又各各丧失了自己的丰富性,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者,过着一种单一的生活,做着一种单一的事情,体验着一种单一的情绪。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只有单一的向度,这些单一向度的人,甚至连用共同的语言对话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理解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艺术和生生不息而无处不在的美了。我就和同祥用高尔泰的观点来讨论那篇文章。我们都在电灯的照耀之下,也就有了单一的向度,当电灯突然消失了的时候,就有了另一个向度,可是这另一个向度是短暂的,随即被既有的向度所覆盖,以致于你无法再复制。而共同的电灯的照耀,把人照耀成只有单向度的人了。作者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源于自己对生活的真诚。诚实是艺术的生命线。要是没有如骨鲠在喉非说不可的话要说,那就什么也别说。如果不真诚,你可以去做任何意义的工作,只是别做艺术家,也做不成。那些夜晚,我和同祥就是这样谈着在今天看来有些好笑的问题,我们谈得很认真,可惜,翻阅当年我写的日记,往往一笔带过,谈的内容永远也不为人知了。
同祥额头上有块疤,刚好让头发盖住,你不仔细看看不到。同祥讲,那是他跟路爽结婚不久,有天夜里来了盗贼。他追打盗贼时被砍伤的。具体细节,我也记不清了,他只是提醒我,晚上睡觉时,不要把菜刀啊之类的利器不要放在显眼的地方,以免窃贼所利用。
同祥的女儿发给每个参加遗体告别的人一封信,好多人读着都流了眼泪,包括我,信的内容全文如下:
答谢信
我的爸爸是一个平凡的人,一辈子没有成就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爸爸是个出色的人,他一生经历的每个阶段、承担的每个角色都很成功,他是单位的好职工、爷爷奶奶的好儿子、我的好父亲……他是世人公认的好人,我为有这样一位爸爸而骄傲!
爸爸他匆匆地离去,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和我见上最后一面。我给爸爸尽孝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将是我一生永远的痛!我知道爸爸也不忍离我们而去,我知道他的无奈,但爸爸还是走了。我想说,爸爸,您安心地走吧,我会好好生活下去,我永远爱您!
我感谢那些在我爸爸生病期间来看望他并把关爱给我和爷爷的叔叔阿姨们,感谢参加今天告别仪式的所有的叔叔阿姨,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为我的爸爸送行。
2007年2月5日
据同祥的弟弟说,同祥临去世那天凌晨,自己挣扎着好几次爬起来,都推开女儿的门,喊着女儿的名字。晓晓因为住校,而且是期末考试,那天是最后一门课,等他考完,赶到医院时,爸爸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同祥生前曾对我讲,女儿心很大,在电脑上自己写小说,先是郑重其事的打上“第一卷”三个字,就不让同祥看了。不知道晓晓现在写到第几卷了?抽空我要去问问。后来,女儿用书信的形式,写给妈妈,寄托哀思。同祥的女儿非常优秀,也非常坚强,现在省实验中学就读。春节前我去看她,她满面笑容,比同龄的孩子都显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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