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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留学生)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则先求诸君之行谊品格,可以为国民道德之标准,使内地人闻之,以为真挚勇敢厚重慈爱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毋以为轻佻凉薄傲慢放浪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由前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功。由后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罪。呜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其毒中国也至矣。彼辈已一误。某祝诸君毋再误也。”
(文中那个“其毒中国也至矣”的“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无疑是指晚清洋务运动期间那种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以技术或器物之学挂帅、知其一不愿知其二的官僚督导的西化模式。
……每当一个成熟的人以他全部的灵魂感到他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每当他遵照责任伦理行动,在某一时刻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我都会被极大地感动。这才是真正人性的流露,令人为之动情。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不是行尸走肉,就必然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处在这样一位置上。在此,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而惟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以政治为志业〉见〈政治文选〉,剑桥大学英文版第367—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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