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让我痛苦的书             
——李新宇《走过荒原》读后 

                              逄春阶 

   我曾经梦想当个文学家。至今这个梦想还常常在我脑海里溜达。但当我读完《走过荒原》，我开始感到恐慌。它逼我思考：我有没有当个真正文学家的潜质？有没有当真正文学家的勇气和胆量？有没有做好当真正文学家的精神准备？我失眠了，我感到痛苦，我开始怀疑自己。我知道我的恐慌，绝不仅仅是本领恐慌。
  《走过荒原》是我的老师、南开大学教授李新宇先生十年间写下的学术笔记。作者自言是“个人10年间精神历程的一些残片”。准确说这是一本1990年代中国文坛的个人化观察笔记。这本书对一个有着文学梦的人来说，是警策之书，它处处触动了文学的疼处，让人猛醒。面对朦胧文坛，新宇先生总是表达出属于着自己的判断，对于一切可能导致精神歧途和误区的创作现象和理论倡导都不放过。他总是警惕着古老的专制传统的遗留，不愿我们的文学对它有丝毫宽容与妥协。他的目光始终不离开“人”的身影。
   我喜欢跟几个文朋诗友到酒吧里扯文学。评评这个说说那个，你吹我我捧你，感觉良好。可是总不见有什么力作出来。然而，我们依然这样陶醉着。新宇先生不客气地指出：“任何群体都有它的惰性，它可以使个体思想成为群体思想也能以群体思想同化个体思想的萌芽。处于群体之中，如果缺少一个强大的自我，如果对群体思想没有足够的戒备，个体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有价值的思考就很容易被既有的思维框架和权威话语裹挟而去。身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社会交流，但是，在交流之中谨防被他人同化，谨防自己独特的感受、体验和认识被纳入一般化的表现模式却是极其必要的。(第36页）”身处一个思想含量高的群体还好些，但即使这样，也得时时提醒自己不能被别人所代表，被别人的见解轻易肢解；倘深陷一个思想苍白甚至充满低俗的群落，那无疑误入浑浊的泥淖，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无法自拔。仔细想想，文学路上就有好多这样的冤魂野鬼,因为没有拒绝的勇气，害怕孤独，而止步于探求的中途。郁达夫先生说的“绝交流俗因耽懒”，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懒，而主要是精神上的“懒”，思考上的“懒”，和被流俗传染了的“懒”后孳生的寻找了理由的“惰”。还有，自己的好脾气极容易“迁就”别人的霸道，没有了较真的自觉。“马马乎乎”，“差不多”，“无所谓”，尽量模糊跟别人的区别标志。不敢跟别人保持距离。你说，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当文学家？
   看到媒体上报道的贪官，原来还义愤填膺地议论半天，现在没有了感觉；看到街头流浪的弃儿，原先还在他们的破茶缸里丢一两枚钢嘣，现在我不扔了，我甚至产生了对乞讨的厌恶。一开始喝公家的酒还觉得不舒服，现在，隔段时间不喝公家的酒，反而感到不舒服了。面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工人，原来眼睛都湿润，而现在，我的眼睛已经大面积沙漠化，眼窝里已经没有了泪水。我对与我无关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了。我这是怎么了？新宇先生说：“真正的作家应该是面对人类的苦难而痛心疾首的人，应该是为人类的光明而奋不顾身的人，应该是为清除人类前进途中的障碍而敢于抱起爆破筒冲上去的人，应该是为人类自身的病灶而彻夜难眠的人”（第86页）“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最有感情的人，有大爱和大恨。”（第87页）“没有真正的感情，就只是行尸走肉。这样的人混迹于文坛，给文坛带来的是一股尸臭气。这是文坛的耻辱。那些没有感情的汉字抄卖者不是作家。”（第87页）上推20年，我也是敢爱敢恨，年轻的血液催促我接近于文学的状态。发出的声音，尽管嘶哑，但那是呐喊。可是现在，我变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甚至老气横秋了，再也没有了那种闪着光芒的锐气。我发觉我的血液温度下降、流速也下降了。这样的状态怎么还能从事文学？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很多，实在不差我一个。正如新宇先生说的：“心已老化的人不会有什么艺术创造力，也不会成为艺术家。试想，一个心被揣来揣去、踩扁在地也没有什么感觉的人，还会有什么艺术感受？（第42页）”
   有段时间，我爱吹嘘自己写了几万字，在某某国家级杂志发的，等等。现在，发表的那些所谓作品，甭说别人，就是自己都懒得翻阅了。这些文字大多是生活的描摹，编个小故事，虚构上点爱情颜色。写的时候就想到要发表，想到稿费怎么支配了。虚荣和稿费催促着自己从脑子里往外抠文字。新宇先生说：“我们的文学需要的是来自作家内心的情感，需要的是以自己的血浸泡过的生活，需要的是对生活出路的思考。大众需要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烛光。这个使命，作家不应该拒绝承担。”我的文字有几句是用自己的心血浸泡的？我的思考有哪点超过了一般人？我的文字承担了什么呢？我大概没希望了。
   新宇先生的书引起我反思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不想一一说出，但我会重新思考我的文学梦。我还不想昏昏噩噩地拿着工资等死。我甚至还有点想独步荒原的欲望，我想找回真正的自己。李新宇先生说：“历史常识使我们明白，真正的知识分子和一流的文学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少数，只要地平线上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已经够了。”我的身影可能不在地平线上，但我希望我跋涉在靠近地平线的地方。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李新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