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愤青”。

我曾经豪情万丈，认定可以通过自己的笔匡扶正义，伸张名义，针砭时弊，拯救社稷。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也曾天真地以为媒体是“第四种权利”，是“社会公器”。

《南方周末》是满怀新闻理想的青年记者热血贲张，跃跃欲试的地方。

我曾经与朱德付、陈朝华深入广州火车站广场调查，曝光了这里偷抢成风无人理、黑车黑旅馆乱拉客，高价电话欺客等等乱象黑幕。文章名为《阳光下的阴影》，发表于九十年代初的《南方周末》“人与法”版。可惜，文章作用有限，车站“涛声依旧”，阴影仍在。

我曾经写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一文。调查在广州的军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放，随便冲红灯，甚至与交警大打出手的现象及深层原因。我父亲是老军人，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对此题材有兴趣也有把握，容易了解到军车横冲直撞的来龙去脉，加上满大街收集到的军车违规的记录铁证如山，我觉得文章应该没问题。然而到了领导那里，说要经军区政治处审稿，命运可想而知：枪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写的稿件就这样胎死腹中，气不愤。马上转给南京的《服务导报》，该报一位副总是我“哥们”。文章在异地见报后，据说也受到南京军区的不满，我的朋友因此还受到批评。

此事的确让我郁闷，之后吃力不讨好的敏感题材我不敢再碰了。我关注的方向转向社会时尚潮流（如AA制、搬家公司等等）及风花雪月的内容。

在《南方周末》的9年，我经历了5任总编的更迭（赖海晏、李孟昱、左方、游雁凌、江艺平）；经历了因《袭警察》一文差点被停刊整顿的茫然与困顿；经历了屡次被上级批评写检讨的事件。一位领导曾对我说，什么样的检讨都写过了，如果出一本书会很厚很有价值。

1995年10月我调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作为一张追求新闻理想的报纸，同样遇到不少挫折。第一任总编关健由于一张英国克隆猪成功的新闻图片与麦加朝圣的图片放在一起，引发宗教纠纷，被迫辞职，直至郁闷患癌症早逝。《南方都市报》报道的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虽然促使中国收容制度的改变，但同时引发我的一批老领导老同事的倒霉。

经历的事儿越多我越发明白，现有的传媒体制，现行的“媒体是党的喉舌”的本质定位，一个想彻底追求所谓新闻理想的记者是痛苦的。西方记者的价值观在国内确实难以行得通。何况，谁当老板就应该听谁的朴素道理，也要求我们听党的话，遵守新闻纪律，学会“政治家办报”。

无法彻底实现新闻理想，还是可以践行报业梦想的。

我理解的报业梦想，即通过规避触碰“高压线”新闻题材，走民生、服务、贴近之路制作产品，找到读者的认可与市场的卖点，从而使报纸安全生长，继而做大做强，养活一批兄弟姐妹的理想。

于是，我提出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是发行的观点。因为报纸不是用来自我欣赏的，不是办给专家、领导看，指望他们叫好的，而是用来销售给读者的。发行量大则广告多，广告多才能支撑报纸办下去。所以，市场是检验报纸好坏的唯一标准。朱德付很认同我的观点，他说的更绝：今天的报纸多卖一份，说明今天的报纸比昨天好。反之，今天报纸比昨天少一份，说明今天的报纸比昨天办得差。

《京华时报》实现了我们的报业梦想。它从一株小苗迅速成长为一棵大树，养活了上千人。当初和我一起北上京城办报的小兄弟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