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传媒人说幸运也幸运，说不幸也不幸。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从党报、晚报再到都市报，兴衰交替，此消彼涨，浮浮沉沉，生生死死。
    大学毕业时，我想去电视台,如果到报社我喜欢去《羊城晚报》，然而鬼使神差，辅导员让我去《南方日报》，因为我是党员。我们非常羡慕分到晚报的同学，他们的报纸影响大，容易成名记名编。我们最想不通的是新闻发布会往往因晚报记者未到就推迟，而他们偏偏喜欢迟到，所以我们叫他们“羊城晚到”。1997年，香港最后一张晚报——《新晚报》消亡，兔死狐悲，如日中天的内地晚报感受到了危机。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晚报的问题。当年，我在影响力不大的《南方都市报》发了一篇论文《晚报还能火多久》，第二年想拿此文章评职称，李孟昱社长说，你不想通过啊，评委中有晚报的人，看了你的文章不火滚。
    伴随着都市报的兴旺发达，晚报逐步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早投是晚报自救的一种方式。因为与早报相比，晚报缺乏独家新闻，其大部分新闻和早报雷同，而早上截稿使当天发生的新闻极其有限。日报读者主要看新闻，晚报的竞争力自然打折扣。晚报早投等于把自己变成了早报，终止了晚报的概念。如今在许多城市，大量的晚报只有晚报之名，名不副实，实际是早报。2006年加入全国晚报协会的147家晚报“早投”的占90％。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之外，一般的省会城市晚报大部分消亡了。即使大城市的晚报也在走下坡路。最奇怪的是北京上海，北京有了老的《北京晚报》，又新创办了《法制晚报》，都还活得不错；同样，上海既有老牌的《新民晚报》，也有新生的《新闻晚报》。在其它城市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大城市的晚报有存活空间，但绝对不可能像早报那样强势。
    1986年创刊的《扬子晚报》在晚报界有四大花旦之称，发行量大，影响力强。他们不愿意走别人的老路，想独辟蹊径，应对晚报的下滑。2004年选择了一条“在中国报业史上前无古人的道路”：滚动出报，一报两投。即将晚报分成两部分，早投一叠，晚投一叠。《扬子晚报》前任总编认为此举有两个意义：其一，填补了晚报原来没有早报的空白，一方面，满足了读者对新闻早知道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一些广告客户在早版发布广告的要求。其二，尊重了晚报一批忠实读者的阅读习惯，进一步张扬品牌内涵与优势。
    出此策略时，新华在线传媒工场曾让我发表评论。我说，这等于将一部小说分成两半送给读者，且先送后半部。读者不开心，广告商也不会高兴。同时，也加大了投递成本。事实证明，出此下策后，《扬子晚报》不升反跌。2004年与2005年相比，发行从210万降至180万，广告从4·5亿跌为4·2亿。《新民晚报》曾学《扬子晚报》搞“一报两投”，后来也无疾而终。
    2006年8月29日，《扬子晚报》新上任的少帅进行改革，回归晚报早出，否定了“一报两投”。
    由此我想：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一定要符合规律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