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房地产报》 作者 王子鹏/文

京九线刚通车那阵子，俺回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在传说京九线原定从我们那个小县经过。县领导“为民做主”，表示“很困难呀”，提出了很高的征地补偿费用，而邻近省份的某县级市提出优惠条件争取，最终我们县与京九擦肩而过。

如果此事当真，只能说明有些决策者被猪油蒙了心，聪明一时，糊涂一世。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基本原理，决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难避免类似“本位主义”、“地方政绩”、“个人好处”等等决策“噪音”的影响，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类决策失误并非只发生在穷乡僻壤，首善之区同样存在。某机关盖办公楼，专家建议在城外（当时的三环外），结果该机关很多人反对，因为离城太远，上下班和购物都不方便。后来大厦竣工，购物倒是很方便，保密工作成了难题，不得不投入巨资改造。

例子不能多举，结论只有一个，重大项目建设决策应广泛听取意见，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甚至举行听证。这样做，最起码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理由就不起作用，参与者范围越广，本位主义的影响就越小，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也就更低。

北京第二国际机场大概是北京近年来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从2002年至今，媒体出现了数次集中报道或猜测的高潮。第一次是2002年进行的论证和选址，最终选择了对现有首都机场进行扩建。第二次是《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出台，首都第二机场的大致位置被确定在北京市的南和东南方向。第三次是2006年10月，两院院士吴良镛领衔起草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高调出台，报告提出首都第二机场应当选址天津武清太子务地区。这三次都引发了媒体集中讨论，但最终都没有下文。近日，《中国经济周刊》等媒体突然报道，中国民航总局已将初步的选址方案报送国家发改委，等待批复，“选址方向主要是北京南部方位，区域是永定河南北两岸”。要不是可以通过网络转载阅读，肯定洛阳纸贵。

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缘于这一事件本身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甚至缘于我们的好奇。即使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机场选址也基本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秘密行动。不仅选址的具体位置语焉不详，甚至选址本身也要“微服私访”。其实，这种神秘感并非负责选址调研的民航总局刻意营造，这样做恰恰是为了避人耳目：民航总局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围绕第二机场有太多的现实利益之争和观念冲突。

根据相关资料，一个航空项目发展10年后给当地带来的效益甚是惊人：产出比为180，技术转移比为116，就业带动比为112。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必将带动周边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从而吸引临空产业的聚集，创造就业机会和居住需求。因此，围绕首都机场选址的争夺实际是对地区发展机遇的争夺。据悉，京津冀三地都已在规划中为第二机场预留了地点，可谓“服务到家”。就连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都不得不表态称：“首都第二机场选址将考虑各方利益”，民航总局“微服私访”并不是仅仅因为农民得到信息后要多种几棵树，多盖几间房，将来多要点补偿，恐怕更重要的是不想引发上述地区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地区间的争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决策产生影响。

除了地方利益的争夺，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观念作祟。比如，有人认为如果把第二机场建在外地，将会对北京的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力争把第二机场留在北京。这种地区意识浓厚的论调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对决策的影响不容小觑。

在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航总局的“微服私访”也就不足为奇。但这种“低调”对于决策的科学性并没有帮助，很可能导致决策的内部封闭，最后，距离最终决策者最近的一方得分最多，而最终的决策也就越能反应其所在的本位利益，从而导致难以避免的损失。

在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二机场的选址不仅要结合京津冀地区机场分布的现状、地势地貌、气象条件、空域状况、地面交通条件，以及京津冀两市一省的发展意愿等要素综合考量，更需要意见搜集的广泛性、评估过程的公开性，如此，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在不涉及国防安全和军事内容的情况下，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才能形成最优方案。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不出现把铁路干线永久拒之门外的“短期性”，以及把重要的、需要保密的办公大楼盖在闹市的“头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