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房地产报》  记者   王玉光   北京报道

        2007年4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首席学科负责人汤羽扬开始了一项耐心细致的工作——把一年前对北京旧城胡同存量资源的调查数据系统录入，将北京现存的1320条胡同制作成卡片，建成数据库。为了挽留即将消失的古都记忆，这是她目前惟一能做的。

         而在同一天，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内的建筑装修工人仍在忙碌着。他们搬着梯子、水泥和石灰，穿梭于周围的胡同、四合院内。作为北京市现存最为完好的元代建制胡同街区，南锣鼓巷及其东西对称的各八条胡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北京城正在举全市之力，推进一场声势浩大的胡同整治工程。据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为配合旧城控制性规划修编工作，也为“摸清家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立项了一批与旧城整体保护规划修编相关的研究课题。“北京胡同分类与保护措施研究”是其中重要一项。

          这场胡同整治运动的集中区域，是以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区为代表的北京旧城（二环内）。最近的消息是，东城区自去年启动《百条胡同整治工程方案》以来，目前至少已有69条胡同修缮完毕。一大批对胡同“精装修”的经典案例诞生在这个区域内。其中当以南锣鼓巷“休闲文化一条街”为首。

          但在一些人看来，把昔日破败荒芜的胡同改造成酒吧一条街，把胡同内所有的四合院门脸都涂成朱红色、门把手换成铜狮子头，对胡同内所有的名人故居都实行收取门票制，无益于胡同保护，更无益于留住胡同内那些残存的城市历史记忆。

每周消失一条胡同

           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国际性城市发展论坛上，一篇主题沉重的演讲——《北京旧城胡同报告》让记者认识了汤羽扬。据她2005年9月组织40余名学生所做的摸底调查显示，北京旧城内确定的1320条胡同中，完全保留传统格局与风貌的，仅存430条，占总数的33％；另有占总数15％的205条胡同，早已“名存实亡”。

           而此前的另一项数据则显示：北京的胡同在以每年约50条的速度消失着。从解放初的3200多条到1990年只剩下2200多条，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十余年间，又失掉了800多条。“一年消失50多条，相当于每周就有一条胡同消失。”

不同调查得出了近乎相同的结论：北京胡同存量资源，已到了危亡时刻。

          “如果不尽早制定出能够实现整体保护目标的指导原则、逐条胡同地落实，如果不及时控制，整体保护的蓝图将成为空话。”汤羽扬说。

           她认为从旧城整体保护的理念、以及城市空间特色的角度看，每一条胡同都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同等。但考虑作为个体，每条胡同其产生的年代、以及与重要历史事件的关联性还是有所差别的。因此需要对北京旧城现存胡同作出客观的“历史价值评价”，然后再据此制订原则改造。

          但近年来的旧城改造似乎并没有如此做。所谓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是对北京胡同生杀予夺的惟一标准。据汤的调查显示，旧城中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胡同约500条，位于协调区的胡同约250条，这些地段胡同格局整体保存情况较好。然而，保护区以外的胡同处境十分艰难，拆除理由非常简单：“这些胡同不在保护区内，不受法律保护。”

“针炙疗法”

       胡同要不要保护已经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该怎么保护？保护多少？

       像东城区南锣鼓巷的整治一样，许多人都已意识到今日胡同作为文化展示的意义。在一些人眼里，这甚至是一笔不菲的财富。比如从旅游资源利用的角度观察胡同，经初步判定，这仅存的千余条胡同中，具有较高旅游价值的占10％左右，展示价值一般的约30％，其余60％展示利用性不强。

        “这说明全部或是大片胡同作为博物馆是不可行的，胡同仍然应当是北京城市生活的一种居住形式，其中具有特色的应当充分发挥效益。”汤羽扬说。

        20世纪初，北京市在胡同保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试点工程。备受推崇的胡同整治案例如烟袋斜街（鼓楼南路西，向西通到后海岸边）的改造后来被确立为典范。

            有人评价说，在烟袋斜街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做了政府该做的事，市场做了市场该做的事”。政府只投入了160万元，把天然气埋进去，把路铺好，然后告诉大家：这里是不会拆的。于是大家便有了信心，便愿意自己修缮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时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出修缮的标准。有人形容这种改造模式叫“针灸疗法”——政府只需找对穴位，见缝插针，胡同的经络自然就开了。

             烟袋斜街改造一年后，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年破败的景象，焕发了生机。据事后清华大学对这条街的经济调查显示，房价提高了，商店经济效益提升了。改造后社会效益显著，成了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工作范例，同时成了一项“富民工程”。

           但也有些急功近利的改造是不尽如人意的。据资料显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北京市工务局曾经搞过一个有关北京改良四合院的规定，给修缮胡同和四合院制定了标准，按照老工艺对砖和灰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现在，随着新兴建筑材料、技法的出现，这一传统规制完全走样。

           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研究员王兰顺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对于现在的一些修缮胡同、四合院的做法很难接受：“比如拿洋灰抹墙，完了再用抹子把砖缝勾出来。更有甚者，还有用涂料直接刷的，最离谱的还有刷成粉色的。好多外国人都对中国的古代建筑很感兴趣，难道人家来了就为看这个吗？”

          正如一位德国人所说的：“没有人愿意去看一个赝品博物馆。”在王兰顺看来，这都是“没有文化造成的。”胡同如果没有历史感，就将失去它本身应有的味道。老胡同应该修缮，但有些必须按照老工艺走，胡同改造不是“精装修”。

而在汤羽扬看来，北京旧城胡同整治的最大难度，“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政策指导。”例如，对胡同迁出居民的补偿机制、胡同内现有公房的产权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政策去进一步明确。但这是一个“既模糊又尖锐”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是个巨大的难题，如果不逐一落实到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上，整体保护不过是一句空话。”汤羽扬说，事实上，近几年危改虽然停止，但是旧城区的更新方式仍在摸索之中。由于城市建设不会停止，整条胡同的拆改还是在不断发生，保护的措施总是赶不上发展的步伐。

            “这次城市总体规划之后的控制性规划，是保存北京旧城胡同空间的最后机会了。”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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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推倒胡同

据《中国房地产报》  记者  王玉光  北京报道

          人们常用“聋子的耳朵（摆设）”形容那些已经丧失了功能的东西，用它来形容处于今日城市化浪潮冲刷下的胡同，倒也不算失实。

           胡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算起，这个名字已有近800年的历史。彼时设计师们很伟大，他们用胡同连接着北京城的主干道，用胡同把北京划分成一个个社区。社区是开放的，胡同作为其中的“阡陌交通”，既被社区所用，也被城市所用。就如同人体中发达的毛细血管，应着城市心脏所需的血液。

            可以说，胡同产生的意义是为宅院提供与大街联系的通道，是为步行者而生的。但时至今日，自汽车出现以后，情况完全改变，胡同的通行（确切说是通车）功能日显捉襟见肘。时空的错位在这里体现得尤为激烈。

             据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实际行车胡同占现存胡同总数的95％以上。虽然多数是单行，一些还在胡同口设了禁行标志，但从沿街停放的车辆看，逆行也是常事。对居住者而言，机动车给原本宁静的胡同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噪音，更多的还是通行不便。

            以北京西总布胡同为例，长约500米、平均宽度约8米的胡同内，居住着2000余户居民，胡同两侧停满了私家车，上下班高峰期，汽车、自行车、三轮车以及行人共用一条窄巷，拥挤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旧城胡同中不在少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首席学科负责人汤羽扬说。

            胡同原本和城墙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有了城墙的庇护，才有了胡同内安静的生活。但城墙阻挡了汽车的通行，阻挡了汽车开拓城市边界的进程。拆掉似乎不可避免。所谓唇亡齿寒，没有城墙，胡同和四合院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大举拆掉城墙、拓宽道路，胡同变成了通往北京二环路和三环路的交通要道，安宁的生活方式从此被改变。自此，胡同的功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四通八达、街长楼高的城市化目标下，它当真成了“聋子的耳朵”。

                           以上图片均由中国房地产报 摄影记者  曲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