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一景：京东四合院

   中国古人对居住的要求很高，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四合院。

有人称，北京的四合院是缩小的北京城，或者说北京城是放大的四合院。因为这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长方形，都强调轴线对称，都是内外有别，都通过门与墙的分割体现各个区域的功能。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一律统一。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有明清年代建造的大小四合院70余套，房屋500余间。它们建造时因地制宜，按照自然环境的格局尽量合理利用土地，设计非常巧妙。

     不过，在通州运河边上却出现了与传统四合院规制不同的房子，特别是西集一带，那里不但有四合院，还有三合院。最奇怪的是院子正中的正房中间，开了一个直通院外的小门，这与北京城建房的规矩极其不合。过去建房选址设计依据最多的是“阴阳五行”和“八卦方位”，要求房子需符合四神，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位置要求。另外，院子建好后，不可向院外建窗。但这里的院子却随意设门，完全不符合“聚气”的要求，这在北京城内是极少见到的。

     然而，从通州这些别具一格的“四合院”可以看出，房子的建造格局有封山墙，这是典型的南方建筑形式。由此可以推断，通州西集一带的院子，可能是随运河往来的流民或移民留下的，是他们把南方的居住习俗带到了北京，他们按照传统与习俗建造房子，越过了京城建筑的规制，根据自己的生活与居住传统确立了造房规则。

由此可见，通州的居住格局是包容传统的，而这正好与今天CBD后花园的定位互为支持。

文化传承下的通州新城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最大不同在于生活方式，城市居民是生活在“关系”之中，时时都要与别人交际，所以精神层次的需求较高。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论”学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越高，精神需求就越强烈。也就是说，物质环境越好，居民对城市文化环境的需求就愈高。城市文化首先体现的是城市与人的关系，然后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城市居民对城市文化的需求以及城市文化的根基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后劲，这是不容忽视的。通州虽然是新城，但是通州并不是农业时代的“物质交换中心”，也不是工业时代的“产品制造中心”，它是后工业时代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信息时代的“信息流通，管理服务中心”。在中国由农耕文化转化为城市文化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征途上，通州新城有着良好的文化传统。

      通州素为京东首邑，是京东重要郊域，民风民俗深受京城影响。全区21个民族共同居住于城镇楼房与周围乡镇的院落里。农村饮食习俗与城镇无异，小楼的烧鲇鱼、大顺斋的糖火烧和中华老字号通州腐乳世称“通州三宝”，至今仍然留存。通州城文物古迹众多，城北有建于辽代的燃灯佛舍利塔，城西有著名的八里桥，城南有著名京东古镇——“张家湾”，城内西海子公园有明末著名的学者李贽先生墓。

     通州土生土长的作家刘白羽、刘绍棠，国人耳熟能详。刘白羽的代表作有《心灵的历程》、《第二个太阳》、《大海》等。刘绍棠生、长、写都在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的著作《我是刘绍棠》、《乡土与创作》、《如是我人》、《蝈笼絮语》、《青枝绿叶》、《京门脸子》等，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文学珍品。深受群众爱戴的文化界领导人高占祥、第一代面塑大师汤子博也是通州人，前者开创了“微调”方法，被称为“浇花论”和“微调论”，后者则将传统签举式玩偶改革成托板式面塑艺术品，更创新了核桃面人艺术珍品。

      在英文中，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zation)本是同源词，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州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缩影，我们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阅读出人类活动留下的历史与文化的痕迹。虽然旧的建筑物可能被拆毁，而传统习俗和观念却很难消失，已经深入到人的心灵之中。传统文化在大浪淘沙之后，溢出精华，融入到了新城与居民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