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房地产报》 作者 彭剑波 报道

     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人口1300多万，其中流动人口300多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增长，各种压力和问题也纷纷袭来，包括就业、住房、贫困、社会安全等，其中住房是市民最关注的问题。

     城市化不仅带来城市大发展，也造成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住房和生活方式上。因此，也就有了别墅区、高档公寓区、普通商品房区、回迁房区、经济适用房区之分。甚至在同一个项目里，也分出三六九等，比如在同一栋楼将回迁单元与商品单元隔开。这种居住分异和分区不仅造成心理上的不平等，而且会人为制造居民间的矛盾，不利于社区的稳定。

      世界许多大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也都在想办法寻找解决方案。美国是工业化最早的、也是最发达的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现在美国已开始运用新城市主义理论和聪明增长原则对以前的规划进行修正，而且已初见成效。新城市主义规划理论的核心就是不同收入及不同职业和层次人群混合居住，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散布在整个社区中间，无论从建筑，还是从管理上，人们无法分别出来。所有的人可以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使用社区的各种设施。在这样的社区里，居民感到很平等。

     北京也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混合居住模式，这样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

推动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

      在以自由市场为主要调控机制的经济模式下,房地产开发商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无视整个城市的协调发展，因此，居住空间分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欧美国家为改善低收入者居住状况和克服公共住房计划带来的贫困集中问题,以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作为其根本的发展策略，值得借鉴。

     在处理北京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时，我们可以学习美国HUD（美国住房和城市建设部）的经验，将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宅和商品住宅结合起来开发，允许一定收入范围内的高、中、低收入居民在一定的地域内混合居住。

     一般而言,HUD允许公共住宅的比例在20%～60%之间。混合居住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浮动范围是平均收入水平的50%～200%。这种方法主要强调通过市场力量在开发的市场利益和非盈利的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这种方法主要是以市场运作为基础,将公共住宅项目和以市场盈利为目标的主流房产开发项目相结合,又不存在地点分散而带来的协调和管理问题,因而成为美国实现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目标的主要途径。

缩小居住区之间外部环境的差异

      在居住区开发中，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公共投入，改善和提高中低收入聚居区（比如回龙观、天通苑等）的公共交通及公共设施配置水平，以缩小不同地区的居住区之间的差异。

      在居住区外部环境和设施整体改善以及与其他地区没有显著差异的前提下，不同居住区可以根据自身业主的要求采用不同的建设标准，以此缓解北京居住空间分异加剧的倾向。

创造多样化、多层次的交往空间

     探讨居住融合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融合问题。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生活方式因为收入、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在混合型社区中，不同收入的居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彰显，具体表现在：对公共空间利用的不同意见、生活方式的差异、对社区认同程度的差异等方面。

     有的混合型社区在处理社区内部不同收入居民的居住矛盾时，甚至将回迁楼与商品楼用栅栏人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造成了很多方面的不满，事实上可能起到反作用，不仅无法使商品楼住户感到清静，而且会加深商品楼和回迁楼的矛盾。

      一方面，需要创造多样化的交往空间。在不影响居民住房功能与私密性空间的前提下，在居住区内提供公共、半公共、半私密的多样化、多层次交往空间。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不同收入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邻里关系，促进社区融合。

     目前在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邻里关系相对淡漠，尤其是在现代新型物业小区内的居民，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生活独立性强，加上入住时间短，使得邻里关系与传统社区相比相对淡漠。相对来说，传统的平房小区和单位化的商品楼小区邻里关系则相对融洽。邻里关系的淡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情感的沟通，使人缺少了精神慰藉和安全感，人的个性也受到压抑。以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为依托，加强不同收入居民之间良性互动，是促进社区内部融合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