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说建筑时，都已经习惯地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审视。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两个大城市举办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建筑展，一是安藤忠雄的环境与建筑展，一是张永和的城市\建筑双年展。环境和城市两个概念相比，环境应当包含城市。环境无所不在，无论是原生态的(如旷野山林)还是次生态的(如城市)。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任何一个城市对任何一位即将在它的领地设计的建筑来说，城市环境往往是更为严酷的外部条件。新设计的建筑就在双向坐标的结合点上，纵向坐标有历史、传统、习俗等，横向坐标则有社会、生活等。安藤忠雄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过，我认为建筑包含历史、传统、经济、社会、现代技术、大自然元素。他还说过，“建筑和城市可以认为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交汇点”。
安藤忠雄的作品特点是简单无奇，处理却精细。建筑的内敛形态正充当了人和环境交流的驿站。
早年作品中被世人津津乐道的“住吉的长屋”和“光的教会”两个实例似乎于单调中又有着万千风情。住宅和教堂都是需要安静的场所，退和隐隔绝了环境中的喧闹和嘈杂，这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住吉的长屋”在狭小的平面中嵌入一个内向的天井，安藤称它为小宇宙，引入自然的风和光，还有天空。这让我想到北京的四合院，同属东亚的地域性特色也不自觉地显现出来，虽然作者的设计理念来自西方。“光的教会”的十字架开口，不论白天或夜晚均可引入的日光或灯光，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安藤在这里对光的运用没有在“住吉的长屋”中那么慷慨，而略显吝啬。因为他说，在建筑空间中光的质比量更重要。正由于建筑师的对来自“天堂”的光的珍惜，才得以收到这样让人感动的效果。
如果以上两个作品说明了建筑师对自然环境的理解的话，那建于意大利特莱维索的“贝纳通研究中心”的设计则更能体现出安藤对人文环境的认识和设计处理的功力。这是一个有古典设计大师帕拉蒂奥和现代设计大师卡洛·斯卡帕留下许多杰作的有着丰富文化遗产的地区。如何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环境条件的场地修建一组现代功能的建筑的确是一个挑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贝纳通研究中心”同样成为了安藤重要的成功作品之一。安藤说，“我的设计并没有使新旧建筑对立，而是对历史建筑施以敬意，在不破坏这地区的田园风景、不中断历史的连续下，唤起人们的共同记忆”。在规划设计中，他对原有建筑的历史性进行了保存，在其内部嵌入一组新的建筑，不仅靠表面形态，更通过“空间”来呼应历史安静的关系。
相对于建在海岬或山顶上的建筑设计来说，在城市拥挤的空间中构思建筑方案则更为棘手。安藤忠雄对城市的关怀早在他的旅行学习中就开始了。比如他的欧洲之行，他曾为巴黎的建城思想而感动，他说，“巴黎是一个促使我思考什么是城市的地方”。他也对上世纪60年代日本引进现代建筑思潮之下，制造出大量千篇一律的建筑进行了反思。追忆了当年为追求经济的合理性，看惯了的街道景观转眼就消失殆尽的不堪回首。
我以为安藤忠雄先生在城市规划理念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是继承非形态的精神重要于因袭传统形式。这正是我们当今对城市文化和城市生话(街道和社区)研究中关注的问题。无疑城市物质形态的丧失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但城市公共空间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形态丧失更为致命。日本也曾经历经过这样的时段，安藤也对此进行了批评。比如：城市规划的“理想”(按：可以理解为精英为平民设计的乐园，可精英问过平民的需求吗？)、城市规划的“无机”病(按：可以理解为以物理的方式，不分大小城市都是一个套路的思维)，及所谓的从“城市管理”角度出发(按：可以理解为精英管理，前一阵卫生城市合肥取消摊商的市容管理办法即为一种类似的视觉出发的例子)。
再一就是对现实的思考，而不是逃避。目前安藤已承担了湖南长沙阳光100国际新城二期的工程设计，这是他在中国开拓的第一个住宅设计项目。他对记者说，他很清楚那里的建筑密度相当高，并期望在这种居住环境下，表达出人性化的一面。建筑密度高是我国城市环境的特色，对每个规划师和建筑师提供的规划设计条件都是同样的、公平的，都需要你戴着脚镣去跳舞。安藤忠雄很清楚他面对的挑战，希望他会有一份满意的答卷，在中国。